2005年4月1日上午，牛跃进第6次站在深圳市罗湖区法院的审判席上，这位47岁的男子此前已被剥夺人身自由三年零六个月，其二弟牛跃伟因同样案由被拘禁三年零一个月。

　　中午12时许，审判长宣读了判决，牛氏兄弟无罪释放。这意味着，深圳市罗湖区法院推翻了该院在2004年4月28日作出的一审判决，根据那个判决，牛跃进、牛跃伟挪用资金罪名成立，分处四年和二年零十个月徒刑。

　　在此之前，全国政协委员孙萍已追踪牛氏兄弟案两年了，她两度递交政协提案，推动案件的公正审理。最高检、最高法及公安部参与的联合调查组亦曾专程南下深圳，详细调查案情后作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结论。

　　现任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对案件也专门给予批示。4月3日，长期为牛氏兄弟案提供法律支持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曲三强教授说：“为什么公正老是来得这么迟？”

　　祸从天降冤案始于一起民事纠纷。

　　2001年7月2日，香港商人苏哲峰向深圳市罗湖区法院起诉牛跃进、牛跃伟借款465万港元不还。在原告提供的这份借款协议书上，只有牛跃进的印鉴，而没有其本人的签字。并且，在此后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由苏提供的收款凭据恰恰证明，465万港元并非个人借款，而是一笔公司投资款。

　　但就在2001年9月19日，牛跃进在本人住所附近吃饭时，被深圳警方以涉嫌“合同诈骗”带走。由于上述借款的事实不能成立，在侦查过程中，经办此案的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处（简称二处）办案方向转为虚报注册资本。2002年3月11日，牛跃进的弟弟牛跃伟同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被深圳公安二处刑拘。

　　就此，案件由民事转为刑事，2002年3月22日，深圳市福田检察院批捕牛氏兄弟。2003年1月20日，福田区人民法院最终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牛跃进20个月、牛跃伟14个月刑期。对于这个判决，牛氏兄弟并非没有异议，原因在于，他们被指控的虚报注册资本行为发生在1996年，当时《刑法》对此行为尚未认定为犯罪。

　　牛跃进的律师也指出，上述虚报注册资本案已超过法定5年的追诉期。不过，牛氏兄弟没有就这个虚报注册资本的判决提起上诉。因为此时，牛跃进被剥夺人身自由已有16个月，他只剩4个月就刑满了。

　　再次被拘

　　2002年5月18日，牛跃进的20个月刑期期满，当看守所的大门被打开时，他看到了深圳公安二处的3名办案人员在门口等着。“上车吧！”牛跃进被带上车，手里紧紧地抓着刚发下来的释放证，他再次被刑拘了。

　　牛跃进当时还不知道，之前9天，二弟牛跃伟也在刑满释放当日，以同样方式被再次刑拘。

　　事后证明，牛氏兄弟这次所面临的指控，是围绕一笔29.15万美元的资金。

　　这并不是一个新指控，牛跃进被拘前，身份是广东国晖公司副总裁。在其被拘后，国晖公司即向警方举报其挪用公司资金29.15万美元。由于事实不清，这个指控被福田法院建议撤诉处理。然而，同样指控被提交罗湖区法院。

　　案卷显示，公安部门向两区检察院先后提供的起诉意见书只字不差。这正是牛氏兄弟案被法律界人士指为一事两诉的原因。2004年4月28日，罗湖区法院判定牛氏兄弟挪用资金罪名成立。

　　当时牛跃进及其律师均称，此案关键证据即牛跃进的签名系他人伪造，因为当年9月牛已被警方拘禁，不可能在11月5日签名，因此要求司法鉴定，但遭法院拒绝。

　　公正迟到

　　此后，牛氏兄弟不服判决，案件被上诉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而中院接受了被告方对上述关键证据的鉴定要求。2004年8月，国家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果证实了被告方的说法———签名系伪造，日期被涂改。

　　此前的2004年6月，一个由国家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南下调查此案，得出的结论是：“牛氏兄弟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时隔数月，罗湖区法院的二审判决采用了公安部鉴定中心的结论，而作伪证的人尚未受到追究。

　　4月1日，旁听罗湖区法院二审判决的牛氏家属注意到，一年前一审阶段的公诉和合议庭组成人员此次均被更换。对此判决，记者拨通了曾作出有罪判决的法官王勤的手机，对方以“正在开会”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曲三强教授则对记者表示，牛氏兄弟的案子就像推倒了的多米诺骨牌：始作俑者在其中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包括诬告、出具假证等，并通过运作对司法产生了影响。

　　 “天平倾斜了”

　　4月5日晚上，在一家餐馆记者见到了释放后的牛氏兄弟。两人脸上带着多年牢狱生活刻下的沧桑，谈话中时时露出不安的神色。

　　牛跃进说，这个偏僻的餐馆是他们特意选择的，“为了安全”。

　　记者：宣读“当庭无罪释放”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

　　牛跃进：不相信。当我走下被告席，和父亲拥抱的时候，我才开始相信这是真的。这时我的眼泪流了出来，不是涌，是奔流、喷出来，非常开心又极其委屈。

　　虽然这样，放开亲人的身体，我心里又有点虚了，我们还要被装上囚车，回看守所办手续。要再进一次看守所。

　　记者：为什么这么害怕再走进看守所？

　　牛跃进：我心有余悸，我怕往事重演。

　　记者：当时你有没有想过，你会失去自由近4年时间？

　　牛跃进：没想到。我觉得自己没什么问题，我很坦然，他们（警察）没出示任何证件，我还是跟着他们走了。没想到把我拉到了一个民房里，十多个人看着，那时我认为自己是被绑架了。

　　记者：怎么会觉得是被绑架了？

　　牛跃进：我以为是让我交代什么，但没人跟我谈这个，谈的是价钱。800万如何，600万怎么样，讨价还价。

　　新京报：你是担心更多的亲人被抓吗？

　　牛跃进：是。我劝妹妹、劝妻子别再为我们奔走了，离开这个地方，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好好活着。如果看到我的其他亲人、我的妻儿为了我再被抓进来，我一定会死，我会恨自己还活着，被当作人质。

　　记者：那时你期望什么吗？

　　牛跃进：被逮捕之前，我对整个公检法环节都抱着希望，我整天在想，有人即使今天被收买了，晚上睡一觉又会良心发现，说这个人怎么能抓，他是冤枉的啊。

　　我们的案子经过了那么多环节，只要有一个人有一点知识和办案操守，整个过程就会打住，就不会走到后来的结果。而实际上这么多环节都被他们利用了，可以说为了一直把我们关下去，能用的程序都用尽了，没的可用了。

　　记者：之前你还是相信法院能够公正审判？

　　牛跃进：5个月开了5次庭。我渐渐不愿意配合开庭程序，觉得都是走过场。我看到弟弟在对面，插着氧气瓶，打着点滴受审。我觉得这对一个无辜的公民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但我还是抱有希望，我不相信法院会乱判。

　　结果2004年4月28日这天，罗湖区一审以挪用资金罪判我4年。天塌了，天平倒了。我给妹妹写信：“天平倾斜了，蓝蓝的天，没了。”

　　记者：你觉得是什么使法律本身所设计的监督和制约难以实现？

　　牛跃进：是权力。就像法学专家说的，一个地方的权力私化了，法律就私化了，公权私用，那个地方的公检法机关就成了利益联盟。

　　记者：现在法院终于有了公正的判决，对你来说，这个公正来得迟了吗？还算是公正吗？

　　牛跃进：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我知道这句话。但是反过来说，公正总是常常迟到，因为迟到而更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