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合国工作的三年里，笔者常常会从那座石雕前走过。那是天主教圣女安格尼斯的雕像，她右臂折断，浑身伤痕累累，后背布满深深的划痕。联合国大楼里为何会出现如此残破的雕像呢？让笔者来看看说明牌上的那段文字吧：

　　长崎，日本，1945年这座被毁坏的圣女安格尼斯的雕像是在当地一座被夷为平地的天主教堂的废墟中发现的。美国投下的原子弹就在距教堂大约500米的地方爆炸。雕像身上的斑痕是极强的热辐射造成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这座雕塑就竖立在高大明亮的落地窗旁。窗外是一个日本花园，花园一侧古色古香的亭子中央，悬挂着一口“和平钟”。站在石雕前向庭院里望去，不难体会到日本人送给联合国这一组礼物的良苦用心。

　　荷兰作家布鲁马曾将日本人对待二战的态度与德国人做过对比。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人理解二战的关键不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或柏林之战，而是在发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那一刻。日本人的理解则不在珍珠港或中途岛之战，而是在广岛的原子弹。有朋友告诉过笔者，他看到的日本教科书上没有日本军人残杀中国人的照片，却有广岛遭原子弹炸毁的照片。

　　60年前的那场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这话没错，但对于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人民来说，却只讲对了一半，因为日本更是战争的罪魁祸首。当几百万日本兵在亚太地区烧杀抢掠，他们是法西斯残暴的实施者。当整个日本岛卷入战争的狂潮，许多普通日本人也就成了疯狂的法西斯追随者。联合国里的场景组合不过是历史的一个片断，许多亚洲国家的记者与笔者谈起那座圣女雕像，也都深有同感。

　　近年来，在另一个二战的轴心国———德国国内也出现了要说出当年老百姓苦难的呼声，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理解。为什么自称是进行过反思的日本人却很难得到这样的理解呢？对照德国，不难找到答案。几年前，笔者有机会去纽伦堡访问。在新建的“纳粹党集会地文献中心”里，工作人员告诉笔者，他们经常组织专家为学生讲述当年纳粹的组织和宣传方式。中心的小册子上有这样的话：“组织讨论的目的是要帮助中小学生认清纳粹蛊惑人心的手段。”为了告诉人们，纳粹是怎样迷惑普通老百姓的，当地政府还在齐伯林阅兵场的接待大厅举办了“迷惑与恐怖”的展览。展览中说，当年来这里参加集会游行的有不少纳粹青年团代表。

　　战后，纽伦堡成了“审判之城”。这场审判让全世界，也让德国人看清了纳粹十恶不赦的罪恶面目。但现在看来，那只是反思的第一个层面。为什么那么多普通百姓会自觉地成为纳粹的追随者，会主动地参与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呢？“迷惑与恐怖”，这个主题本身就是一个警示：纳粹不仅有恐怖的一面，也有一种足以让人们神魂颠倒的吸引力，而恐怖的力量恰恰是通过这种迷惑力得到的。德国人的反思就这样超越了对战犯的审判，走向人性和民族文化的深处，它让当年疯狂追随纳粹的许多普通德国人从心底里产生了忏悔之感。正是有了这样的反思，德国对纳粹战犯的追踪和审判能一直延续至今。

　　反观日本，战后的反思就远未触及到如此深刻的层面。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比起德国纳粹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种令普通日本人神魂颠倒的迷惑力也并不比德国纳粹差多少。当年在日本全国的小学校中，6岁的孩子最先学习的东西就是士兵们的重要性，孩子们用充满稚气的嗓音呼喊着“为天皇而死！”当恶贯满盈的战犯山本五十六的死讯传到日本时，竟有十多万人站在东京街头默哀致敬。在菲律宾棉兰老岛，日本兵在美军的包围下为负隅顽抗，竟将同伴杀死后吃掉……许多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件事：日本山区的一个小学生在解剖青蛙时哭了起来，老师就在他的头上狠狠地打了一下，并教训道：“你为什么会为了一只小小的青蛙而哭呢？等你长大以后，你将要去杀死100个或者200个中国人。”

　　法西斯蛊惑下的疯狂与残暴固然十分可怕，但更可怕的是，在二战结束60年后的今天，当年的施暴者对产生疯狂与残暴的原因仍没有深刻的认识。原子弹的爆炸代替了日本人对“迷惑与恐怖”的反省，使他们轻而易举地找到了遮掩历史疮疤的借口，仿佛几十年前的疯狂本来就不属于他们。这正是某些日本人今天仍敢恬不知耻地为战犯歌功颂德的原因之一。他们不断地借修改教科书来篡改历史，就是利用了日本民众中的这种受害者心态，后者同时也是前者能够日益猖獗的社会基础。没有全民的深层反思就不会有发自内心的道歉，就不可能清除右翼滋生的土壤，并会使曾经惨遭蹂躏的亚洲人民对日本未来的走向越来越忧虑。丁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