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唱的哪出戏？
教科书问题折射出日本社会的重大危机。习惯于连续不断地追求短期目标的日本民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寻找到下一个目标时沉渣泛起，极端民族主义者便奏起了怀念昔日的调子。
撰稿／王智新
就像周期性的流行疫病，日本教科书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每隔4－5年就要发作一次。今年4月5日，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了“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简称编纂会）的历史和公民教科书，从而揭开了本次教科书事件的帷幕。
编纂会的角色
对于1982年爆发的将日军“侵略”改成“进出”的教科书事件，或许人们还记忆犹新。在日本国内进步势力和亚洲各国的强烈抗议下，当时的日本政府表示要充分听取邻国的批评，并信誓旦旦地保证以后不会重复此错误。
1986年时，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改名为日本会议）编撰的《新编日本史》（高中），则全面恢复战前历史观，鼓吹皇国史观，为侵略战争歌功颂德，再次遭到周边国家政府和民众的强烈反对，当时的中曾根内阁左右解释，总算将事态平定下去。
随后是编纂会的登场。1997年1月成立的这一团体，是在“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右翼大杂烩，其宗旨在于洗刷日本“污辱的近现代史”，打破“自虐史观”，恢复日本人的自信，以建立健康的日本社会。2000年，编纂会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扶桑社版）送审，其内容黑白颠倒，鼓吹侵略有理，公开为军国主义分子歌功颂德。就是这样一本教科书，在多次修改后竟也获得通过。
在日本左翼团体和各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编纂会苦心编撰的中学《新日本历史》教科书采用率几近于零。
于是，编纂会进行了总结，认为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有四条：一是“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疯狂的抵抗和妨碍”；二是“来自中国和韩国的外国压力”；三是“国内自虐（即对侵略战争加以反省的人们）派的妨碍”；四是“要求采取低调处理，防止事态扩大的日本政府的指导”等。
为此，他们首先对组织内部人员进行充实和调整，原来的会长西尾干二引咎辞职，以向支持和赞同编纂会的人表示谢罪。东北大学教授、美术史评论家田中英道任会长。田中参加过梵蒂冈西斯廷大教堂壁画修复工作，在电视台和其他媒体上频频以专家形象曝光，形象远胜过现在的几员干将，如西尾、藤冈信胜、高桥史郎或小林善纪等人。
编纂会新班子上任后，立即制定出行动计划。
其一，大力推行所谓“文化路线”，进行启蒙活动。在各地巡回举行“战争展”，“教科书展”，向人们展示在战争中干坏事的并不是日本，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在历次（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等）战争中，“日本军队是最有纪律、军风纪最好、作战最勇敢”，“世人有口皆碑的皇军”；向参观者诉说周边国家的教科书是如何在“开展反日、仇日教育的”，“这些国家的教科书编撰一点不民主，还有什么资格对日本的教科书制定指指点点的”等。
其二，争取地方教育委员会的支持，重点做“首长工作”。展开向地方县市教育委员会教育长做工作，争取教育委员会成员三分之二的支持和同情，这样一来在采用投票时就稳操胜券了。同时还要有计划地展开“局部地区战和全国统一战”，与地方上的保守势力、右翼配合，努力争取扩大会员。
其三，重点放在爱媛县，通过爱媛走向全国。爱媛现任县知事是原文部省次官，与编纂会有着极其深厚的关系，在2001年，该县的县立残疾人学校和县立聋哑人学校采用了扶桑社的《新日本历史》。翌年夏季，在县知事的指使下，不顾县民的强烈反对，决定2003年新设立的县立初高中6年一贯制学校中也采用扶桑社的《新日本历史》和《公民》教科书。并为此特意成立了藤冈信胜为首的“初高中6年一贯制中等学校对策本部”。
其四，与“救援拉致”（绑架）组织联合一起行动。目前日本国内对所谓朝鲜的“拉致”问题关心异常之大，全国沸沸扬扬。编纂会强调自己的《公民》教科书是唯一记载有“拉致”问题的，所以积极与“救援拉致组织”一起活动，企图借“救援拉致”的东风开展活动。
其五，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他们主动研究分析其他出版社的教科书，将其中不同于自己记述的有关部分（如南京大屠杀、随军慰安妇等）详细列出，统统指责为“荒谬的教科书”、“难以想象的教科书”，加以攻击和诋毁。
此外，还与右翼政治家、媒体人士联手攻击中国、韩国的教科书和历史教育，叫嚣要向中国抗议历史教育，要求中国等“停止反日教育”。西尾干二在与笔者的电视辩论中就喋喋不休地大讲什么“为了维护共产党的威信，中国政府将日本当成靶的，煽动反日情绪”等等，竟然诬称这是所谓“中共的阴谋”。
谁是政治后台？
日本政府当前的目标，在国内是修改《教育基本法》，修改《宪法》，在国际上争取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行列，进而达到改善日本形象的目的。
小泉上台后其内阁成员中鹰派人物大增，为修改宪法埋下伏笔。如自民党历史问题检讨会的成员入阁的有：谷垣祯一（财务大臣）、中山成彬（文部科学大臣）、龟井善之（农林水产大臣）、中川昭一（经济产业大臣）、细田博之（总理府官房长官）等等。这些人与编纂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干脆就是编纂会的政治后台。
自民党在2004年11月就决定了2005年度的活动重点，除了要修改宪法等日常课程外，还特别强调要“重振教育国家”，要实现修改“教育基本法”的宏大愿望，关于教科书的审定和采用，要“纠正具有偏向的历史观的教科书”。
由此，小泉内阁比战后历届政府都缺乏国际协调性，对右翼教科书更加纵容、更加偏袒。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公开无视和否定1982年的“近邻国家条款”。2001年当时的森喜朗首相还表示过要遵守“近邻国家条款”，但最近日本文科省高级官员对“邻国条款”进行了否定。首先是前文部科学大臣町村信孝（现任外务大臣）在2001年3月的一次国会答辩中公开否认1982年曾经发生过将“侵略”改写成“进出”的事例，说那只不过是媒体的“错误报道”。这就等于否定了“近邻国家条款”的前提。2005年4月6日的集会上，下村博文文部科学省政务次官（副大臣）竟然公开污蔑“近邻国家条款”是“自虐史观条款”。现任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则公然表示在教科书里“慰安妇”、“强掳劳工”的记述消失是件好事，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事态。
后教科书时代的开始？
在这之前，教科书问题较集中于记述的事实有无，或是在教科书中该不该记述。但是，“后教科书时代”则不然，这一时代的问题是干脆就不承认那段历史，或认为那是有人存心与日本过不去，在故意编造或歪曲历史事实，借以打压日本。争论的焦点已离开教科书的范畴，教科书问题纯粹成了政治争论的象征或晴雨表。
我们应看到，虽然在过去几次教科书事件中，日本会议也好，编纂会也好，在采用目标上都没有达到目的。但这并不等于其表演就是徒劳无益的。
如今，否定侵略历史的势力和尊皇保守势力合流，与政坛上的当权者沆瀣一气，和抵抗力量的衰微形成鲜明对比。今年的教科书采用情况非常不容乐观。
日本文部科学省在今年3月2日又发出紧急通知，严格要求各地教育委员会在下个月将要开始的采用中，始终保持公正，要严格比照《学习指导要领》的要求，稳妥地进行。由此可见，国家权力将会在此基础上，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修改教科书采用规则，使编纂会和日本会议的教科书等在采用中达到自己的目的。
另外我们应看到，在上次的学校采用中，编纂会的教科书在学校采用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其在书店出售的“新历史”、“新公民”成为畅销书，共销售了71万册，学生教科书在成人中争取到这么多读者，证明他们的观点在日本争得相当的市场。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由于编纂会和日本会议发动的舆论攻势以及文部科学省“指导”造成的压力，今年各个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都大幅删减了日本对亚洲残暴侵略的史实，而记述慰安妇问题等日本侵略战争内容较多的书籍出版社则受到前所未有的排斥，丢失了大部分采用地区，继而引发了整个日本社会的历史认识和有关战争责任记忆的大幅度后退，这就是教科书问题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在文部科学省关于学生减负政策指导下，教科书内容的总量比以往减少三分之一，而被砍掉的几乎都是历来备受争议的有关日本战争责任的部分。
关于慰安妇问题，1994年版的20种高中日本史教科书中，除了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撰的《新编日本史》外，其他的19种都不同程度地做了记述。1997年版的7种中学历史教科书也全部作了记载。但是，到了2001年4月审定时，记述有慰安妇事项的，竟只剩下3家，其余4家出版社在各方压力下主动删除了。而且，就是这3家的记述也大打折扣，避免使用“慰安妇”的说法，如“战地的非人道的慰安设施中，不仅有日本人，还有朝鲜和台湾女子”。而到今年这次送审时，8家出版社竟没有一家再提“慰安妇”了。
问题的根源
教科书问题折射出日本社会的重大危机。二战结束至今已整整60年，日本始终未解决好战争责任问题，日本人在心理上始终没能摆脱战争的阴影。
笔者在日本经常遇到这样的日本人，他们为人很善良，而且也不乏教养，但就是经常喜欢提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那段“辉煌历史”。笔者认为这就是日本民族的根性，是滋生和纵容极端右翼思潮泛滥的土壤。
另外，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理不彻底，包括保留原有社会制度，把众多包括许多高级战犯在内的20多万战犯全部释放，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埋下了祸根。这些人日后遍布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领域，控制了整个日本。
由于日本投降后美国单独占领、东西冷战等因素，这个岛国在对侵略没有反省、未处理完战争遗留问题的情况下很轻松地就返回到国际社会；再加上在近代几次侵略战争中日本都没吃过大亏，这样就助长了一部分日本人的侥幸心理认为不认罪、不赔偿也没问题。
其次，日本的近代启蒙思想中包含大量民族主义性质的傲慢——歧视亚洲人，以西方人自居，这既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因素，也是战后不肯认罪服罪的心理机制。在经济繁荣发达时趾高气扬，经济低迷时则心情一落千丈，陷入漫长的精神虚脱状态。日本向何处去，今后的目标在哪里？习惯于连续不断地追求短期目标的日本民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寻找到下一个目标时沉渣泛起，极端民族主义者更奏起了怀念昔日的调子。
像“昭和日”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和教科书问题等都是他们大合唱中的一个章节，其目的在于恢复昔日“大日本帝国”雄风，在亚洲重新称霸。（作者为日本宇都宫大学教授）
转自搜狐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