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聂 伟
2005年4月3日贾樟柯携带新作《世界》亲临由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和弘基影城联合主办的“弘基电影论坛”,与沪上高校的电影爱好者近距离接触。
问:能否介绍一下《世界》的获奖情况。
贾:这部影片参加了第6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正式竞赛单元。目前获得了第6届西班牙巴马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伯爵奖及最佳摄影奖,还有第7届法国杜维尔亚洲电影节最佳编剧奖、第11届法国维苏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问:您创作这部影片最初的构思从何而来?
贾:我出生在山西汾阳,23岁时到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我的前三部电影《小武》、《站台》和《任逍遥》讲述的都是1980年代前后的山西小县城的事情。而到了2000年以后,我开始关注自身所处的城市。因为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加速发展,很多普通个人的生活都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就像我的电影海报中所讲的“我们是飘一代,飘在这个世界”,他们所遭遇的挫折就是为社会现代化付出的成本。我觉得艺术应该对此有所作为,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表现角度。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赵涛(《世界》的女主角)在深圳短暂停留,她提到曾经在“世界之窗”的歌舞团里工作过。那种感觉很奇特,白天满眼繁华,夜晚却很孤独。这种让我找到了电影表现的角度和空间。
问:艺术作品在反省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上,总是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的套路,比如城乡的对立,男女之间的情感背离。你的《世界》中似乎也有类似的影子,你如何看待?
贾:我觉得自己与时代如此接近,几乎是被封闭在现实的空间里,对于面前发生的眼花缭乱的事情还无法迅速做出理性的回答,也不能肯定未来解决现代化负面问题的方案,那么我就选择用介入生活很浅的方式来展开故事。为什么在我的电影中会有火光和跳舞的镜头?那就是我的直接体验:这是着火的现实,跳舞的世界。我希望将这些个人化的体验、恍惚的情感、拿捏不准的想法都表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更侧重于个人的记忆。《世界》是一部诚实的电影,其中有我所有的优点和缺点。
问:您所坚持的个人记忆如何能够保证被大众所接受?
贾:从《小武》开始,我就要求自己和变化中的中国保持同步。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中,个人的影像记忆是缺席的,使得我们成为没有来处的人。我现在是从个人的记忆出发的,再过十年就会成为公共经验。
问:在《世界》里出现了好几段flash,您的目的是什么?
贾:Flash首先是一种年轻人的新语汇,这就是今天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我走过很多地方,发现中国人最热衷于移动电话,还有很多青年沉湎于虚拟世界。这说明现实世界肯定出了什么问题。人们使用手机短信相互沟通,但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隔绝更严重。作为一种尝试,我就用Flash和电子音乐的声音,来模仿这种虚拟的生活。包括我还使用了数字高清技术拍摄,因为数字高清在颜色和景深方面更适合于表现虚拟世界,而且也适合表现塑料、合成品等人造物。
问:Falsh和Film的区别在哪里?
贾:就是画的人和真的人的不同。它们在表现人的情感、内容方面都是一样的。在《世界》里,通过手机短信这个细节来过渡就比较自然了。Flash出现在这部电影里,希望能够展现出想象与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为此,我还特地使用了超宽的银幕表现。
问:《世界》中有一个女主角举着白色塑料布避雨的镜头很美,您的灵感来自于哪里?
贾:这个细节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它能够引起很多生活里面的感触。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师范大学门口,看到几位女学生披着小餐馆里的那种透明台布在雨中奔跑。我当时很感动,这里面有一种因陋就简的美。
问:我看到有些报道分析威尼斯电影节上《世界》没有获奖的原因,在于有的评委认为您的影片“故事性、国际性不强”。您对此有何看法?
贾:我一直在努力挑战这种戏剧化的欣赏习惯。因为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情节剧无法解释当下生活中无限多的可能性。就像一个长焦镜头,背景人物都虚化了,只剩下单纯的故事线索,但这并不是我们推门一出去就能够看见的现实世界。我更喜欢呈现一组或两三组的人物关系,因为我们原本就生活在旋转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观众希望我通过故事告诉他们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我自己都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困惑者,我可以表现我的困惑,但我无法做出判断。
问:在您的影片中经常出现卡拉OK的场景,您是如何考虑的?
贾:在我的电影里卡拉OK这个意象是反复出现的,当《世界》里再次出现这个意象的时候,我的确有些犹豫。新的影片当然应该需要一些新的视觉元素。但反过来想,今天的生活中卡拉OK一直都还在啊,我为什么不可以拍呢?
问:是什么让您这样钟爱于电影创作呢?
贾:我小时候生活的汾阳县城很小,走路从东到西只需要五分钟的路程。在那里我经历了很多难忘的事情。我到现在都不能吃烤白薯——现在的年轻人都爱吃。因为小的时候,白薯是我们的重要口粮。童年的那种饥饿感现在还难以忘怀,可以说,饥饿感是我想拍电影的一个重要理由。那时还有其他很多遭遇是支撑我拍电影的勇气,我觉得我就是属于这样一个人群。■
转自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