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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通过中介机构前往新加坡的中国“陪读妈妈”越来越多。由于中介机构的许诺与新加坡的生存现实存在较大差距，她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遭遇很不乐观。我省就有8名这样的“陪读妈妈”，当初，看到省内某中介机构的宣传广告后，她们中有的离了婚，有的辞职，有的拿出全部家当甚至举债交了巨额中介费，带着孩子到新加坡“圆梦”。可最终书没读成，“陪读妈妈”和孩子在异国生活无着。她们中有5人被迫带着孩子重返国内。目前，几名回国的“陪读妈妈”在多次向中介机构讨要相关费用未果的情况下，愤而将中介方告上法庭。

　　1　为带孩子去新加坡，她离了婚

　　“为了能带孩子到新加坡读书，我借了钱，卖了房子，还离了婚。”4月11日下午，我省“陪读妈妈”张淑梅含泪向记者述说了自己的遭遇。

　　2003年4月，省内某中介机构的一则宣传广告颇为诱人：新加坡母子同行可免除低龄子女留学家长担忧，一旦子女入读政府学校，陪读母亲可申请陪读证，安排合法的工作，月薪基本满足母子在新开销，国内直系亲属可随时申请赴新探亲，母子可随时回国探亲。

　　当时，张淑梅13岁的儿子正在省会某小学读六年级。看到这则广告，张淑梅动了心，于当年5月7日与该中介机构签订了“委托服务协议书”，并分两次交纳了2.55万元服务费。7月30日，双方又签订了“母亲携子(女)赴新加坡工作发展项目”协议书。在支付了4万多元人民币的相关费用后，2003年9月21日，张淑梅带着儿子飞临新加坡。

　　因为丈夫不同意张淑梅“陪读”之举，夫妻双方于2003年7月办理了离婚手续。

　　2　一个月后，母子被迫返回国内

　　出国前，中介机构对张淑梅的儿子进行过测试，称到新加坡后进入政府学校没问题。然而到新加坡后，她的儿子两次考试都没有通过，此后经多方联系，新加坡的中介公司总算给联系到当地一所教学质量较差的学校，但却要求孩子只能读小学四年级。

　　更令张淑梅不能接受的是，国内那家中介机构“安排陪读工作，月薪基本满足母子在新开销”的承诺此时成了泡影，因为2003年8月份，新加坡政府出台了一个新规定：禁止陪读母亲打工，停止向那些陪伴孩子在新加坡读书、但又没有专业文凭的外国母亲发放工作许可证。“这些新政策在出国前根本没有人详细告知我们。”张淑梅说，因为中介机构始终没有为儿子联系到理想的学校，更主要的是没有生活保障来源。万般无奈之下，在新加坡困守一个月后，2003年10月20日，张淑梅借钱买来机票，带着儿子飞回国内，而她此时已累计支出了6万元人民币。

　　3　“陪读妈妈”们要讨个说法

　　采访中记者得知，与张淑梅一样，我省于2003年飞赴新加坡的共有8名“陪读妈妈”，在当地困守多则10个月，少则1个月后，其中5人(包括张淑梅)被迫于当年年底前陆续返回国内，除一名石市某中学教师当初办了“停薪留职”手续，如今仍回校教书外，其余4人均失去工作，生计无着。

　　返回国内的“陪读妈妈”之一吴莉莉告诉记者，她带着6岁的儿子于2003年7月去新加坡“圆梦”，因失去生活保障于同年11月中旬回国。“在这4个月里，我总共花了近10万元。这些钱绝大部分是借来的。当初向中介机构支付的那些钱，现在连一分钱也没有讨回。”

　　据张淑梅和吴莉莉说，当初去的8个人，目前仍然有3对母子(女)留在新加坡，“她们的情况我们就不清楚了，当地政府取消了陪读证，估计她们的日子不会好到哪里去。”

　　截至发稿时，记者获得最新消息，吴莉莉等几名返回国内的“陪读妈妈”，在多次向中介机构讨要相关费用未果的情况下，一纸诉状将中介方诉上法庭。

　　4　“陪读妈妈”在新遭遇引起关注

　　据了解，一些中介机构在宣传中没有公正、客观地介绍在新加坡求学和生活的真实情况，夸大新加坡的优势和机会，从而给“陪读妈妈”造成错觉。这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信息使一些普通工薪阶层家庭的父母不惜拿出全部家当交了巨额中介费，举债把孩子送到新加坡读书。

　　实际上，“陪读妈妈”抵新后，即便以前在国内是某个行业的专业人员，所能申请到的工作也大部分是餐馆服务员、加油站的杂工、美容按摩师等。从吴莉莉等“陪读妈妈”提供的一份材料上，记者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2003年8月，新加坡警方在整顿国内多家美容按摩院时，逮捕了23名涉嫌卖淫和从事非法行业的女子。经过调查，其中有20人是‘陪读妈妈’。”

　　据悉，“陪读妈妈”在新加坡的生存状况已引起当地社会的广泛关注。

　　本报记者：尹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