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陆洋、黄琳／上海报道

　　第二轨道中的思想库

　　“我们的观点不会跟风，也不会很偏激”

　　在第二轨道上往来穿梭的是各国思想库中的学者。他们所担负的已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和政府官员一样考虑关乎国家命运的政治问题。

　　早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在帝王身边就有了“谋士”、“军师”的身影。他们直接参与国事，为统治者献计献策。古代“养士”的情况十分普遍，“公子门下，食客三千”就描绘了这一盛况。

　　然而，现代“思想库”却源于西方。英国于19世纪后期成立了费边社，20世纪初成立了皇家事务研究所，到了20世纪末，成立了英国外交政策中心。

　　不过,思想库（Think Tank）这个词的发明者却是美国人。据了解,思想库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用以指称战争期间美军讨论战略和作战计划的保密室（类似作战参谋部）。现在这个纯军事用语的意义已经扩大到对外关系等许多领域。

　　而美国最早的类似于对外政策思想库的东西,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当时根据巴黎和会的附带决议,与会者致力于建立一个研究所,起名为“国际事务研究所”。1919年巴黎成立了一个国际事务研究所,设立了两个分部,其中一个就在美国。两年后，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美国第一代对外政策思想库诞生。

　　思想库决定美国人的一生

　　有人说:“思想库的研究报告，决定着美国人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生。”可见思想库对美国影响力之大。

　　据统计，全球现在各类思想库共有3000多个，其中美国就有1600多个。其中有政府资助的，也有民间投资的。最有影响力的是对外关系委员会、兰德公司、胡佛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平研究所、传统基金会等。

　　美国首都华盛顿就有“智库一条街”，那里思想库云集，是美国内外政策构想的源头，政界对此颇为关注，并乐于投以巨资，而政界人士前往研修已成惯例。

　　在阿姆德拉克车站附近的传统基金会总部，也总能吸引议会的帮手、国会秘书们在那里研政谋策。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也是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当今美国著名的智囊人物组成“梦之队”所在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专家陆忠伟有一个很妙的比喻:在美国的决策体系中，政党是“四肢”，思想库是“心脏”。

　　有人说，小布什一跃成为美国总统，并在连任后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威望，思想库对他的作用非同一般。

　　兰德公司曾经发表的题为《美国和亚洲:美国新战略和军事力量态势》的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也被布什政府所采纳。该报告勾画出21世纪初美国亚太战略的轮廓，即以中国为潜在对手，以军事干预台海危机作为筹码，遏制中国发展成为有影响力的大国。

　　而在思想库和政府部门之间还存在着一种“旋转门”现象。一方面，思想库将其精锐输送到政府机构任职，由政策分析家变为决策者;另一方面，四年一届总统选举中的下台官员，纷纷跑到思想库中“韬光养晦”，以待东山再起。

　　因“水门事件”辞职的尼克松总统，在辞职后自创了一个思想库──尼克松基金会，对美国政策继续施加影响。而克林顿政府中的部分成员在离开白宫后，还在华盛顿思想库中发挥作用。

　　通过“旋转门”，学界与政界、思想与权力之间得到通畅的交流，从而有效地保证思想库对政策施加影响。

　　除了为政府献计献策，美国思想库在第二轨道外交中还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美国政府在访华前，都会让思想库来打前站，带着访华的一些议题与中国各方面接触，试探中国的态度。他们相对自由度大，可进可退，在掌握了各方情况后，为美国政府的决策作充分准备。”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高洪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也表示,学者不管是向政府还是向社会输送产品,由于传播的扩散特性,都会发挥较大的影响。

　　亚洲思想库走向联合

　　相对于西方现代思想库的活跃，东方国家的思想库发展相对滞后，而让思想库在第二轨道中发挥作用就更少了。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鹏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权组织形式有关。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在这方面先行，与日本的经济腾飞和国际地位上升相辅相成。日本政府开始发现被他们称为‘脑库’的智囊机构，不仅可以为其执政服务，还能在外交上打通各方面渠道。”

　　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各国都在思考如何依靠亚洲的体制解决亚洲的需求，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思想库遂被看重。

　　上海社科院台湾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杨剑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亚洲思想库现在必须站在地区发展的立场，在考虑本国利益的同时，还要照顾到其他国家的利益，研究出一个能让多方接受的亚洲发展思路。在上海召开的东亚思想库网络金融合作会议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在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作为第二轨道外交活动平台的东亚思想库网络，已经成为东亚合作的一个重要智力支撑。

　　而中国外交学院担任着这个思想库网络总协调的角色。作为外交学院的院长，吴建民便成为了东亚思想库网络的总联络员。

　　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亚洲人现在越来越发现思想库在第二轨道中的重要性了。学者们提出的建议都是建立在地区发展的基础上，在相互的思想碰撞中，又会有新的灵感和创意产生。”

　　在第二轨道方面,中国思想库还已经与其他国家的研究机构以及国际组织建立了机制化的对话平台。据了解,中国已经连续5年与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国家总统战略研究所召开会议,叫作“中亚形势和上海合作组织”。主办方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在去年的会议上,美国也有专家前来参加。这个会议就是为了配合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会议,事先讨论该组织讨论的议题。

　　中国思想库还有发展空间

　　在过去的10多年里，中国思想库的影响也在逐步扩大，为中国政府制订内外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前学者们对政府的依附心理过重，往往会在国际问题上拿不出更多参考意见。”杨剑说，“现在我们从各种渠道了解信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更加客观地判断局势并提供政策建议。”

　　中国思想库在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的发展过程以后，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

　　上海某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们的观点不会跟风,也不会很偏激。在中国对外关系好的时候,我们去发现一些潜在的问题;在关系很糟糕的时候,我们也不会火上加油,而是发现里面积极的因素与合作的机会。冷静观察和思考,从深层次和长远角度考虑问题,这是我们的原则。”

　　“由于政府越来越讲究科学决策，思想库发挥的空间就大得多了。由此，这种自下而上的思想库特色就越发明显了。”袁鹏说。

　　上海市欧洲学会会长伍贻康长期从事欧洲研究，对于思想库与政府的关系深有体会。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中国思想库的活动还处在探索阶段，这与中国的体制和发展有关。政府本身有研究机构，过去他们总是召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做调研，然后把调研报告整合以后交给政府官员。现在政府官员开始更多地召开专家讨论会，直接与学者对话。”

　　中国思想库的发展在给学者带来成就感的同时,也让他们面临转型的问题。上述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说:“以前专家就是做学问、写论文;现在则要考虑如何把这些学问变成对政府有决策价值的政策建议。研究不仅要深入,还更要有前瞻性。”

　　此外，中国思想库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孙哲教授认为，中国思想库有“现实性”有余而“独立性”不足的缺点。

　　孙哲说:“中国思想库虽然和西方多数思想库一样,不以赢利为目的,把影响政府决策作为己任，但在实际运作中，仍然存在事业单位中普遍带有的一些制度缺陷。比如，机构比较臃肿，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在参与实际决策中，中国思想库所扮演的角色仍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孙哲希望，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这种情况，会得到逐步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