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50年代，考古学者在我国辽阔的国土上，寻找到了不同阶段的古人类文化遗存，虽然化石材料不多，但中国古人类的一些特征仍然在这些标本上有所体现。

　　1954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在贾兰坡主持下开始发掘丁村旧石器中期遗址。

　　1963年，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在陕西蓝田县陈家窝村发现了一件直立人的下颔骨化石，属中更新世，距今约60万年。

　　次年，又从公王岭发掘出一件直立人头骨化石，即今天所说的蓝田人，年代距今115万年左右。

　　一年之后，云南元谋又出土了两颗距今170万年的直立人牙齿。

　　同样是在60年代，华北的山西西侯度这个早更新世遗址的发现，其年代也已冲破一百万年的“年代极限”。

　　黄慰文惋惜地说：“但是由于这些发现没有及时公布于众，而当时非洲、尤其是东非又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发现，这些都吸引了来自西方的许多考察队，人们的目光再次转向西方。”这些发现中，有1959年在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早更新世地层早期发现了人类化石和共生的旧石器。它们证实原本争论不休的到底是人是猿的南方古猿类中包含有会制作工具的、后来被命名为能人的“真正的人”，它的年代为距今180万年，比爪哇人、北京人所代表的直立人几乎早了100万年。随后，能人化石和最古老的石器工业陆陆续续在埃塞俄比亚、扎伊尔、肯尼亚和南非等地发现，年代可回溯到距今260万年。

　　这些接连不断的发现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非洲是人类起源的中心。而且，达尔文在《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中就曾认为非洲的大猩猩和黑猩猩同现代人类的亲缘最近，因而推论人类的早期祖先曾生活于非洲大陆。40年代末，美国考古学家莫维士又提出“两种文化”理论，按照这个后来被称为“莫维士线”的理论，旧石器时代初期的欧、亚、非大陆分为先进和落后的两个文化圈，西面是一个以地中海为中心，包括非洲、欧洲和中东以及印度半岛，称为“手斧文化圈”；东面一个包括东亚和东南亚，缺少手斧，只有简单的石片和用粗砾加工的砍斫器，称为“砍斫器文化圈”。这又强化了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理论倾向。 因此，一些学者对于来自非洲以外、尤其是亚洲的发现难免抱着一种警惕的和怀疑的目光，甚至认定东亚不会发现早于距今100万年的人类遗迹。

　　黄慰文认为，50年代以来，非洲大陆寻找早期人类遗迹的工作蓬勃发展，重大发现接连不断，很多材料不是比我们早一点，而是早一大截，差距就拉大了，很自然增强了“非洲起源说”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