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固然重要，但要使我国距今150—200万年的古人类能站稳脚跟，更是当务之急

　　20世纪80年代，我国有些学者在发掘和研究元谋西猿时，认为在元谋盆地小河地区豹子洞篝发现的古猿伴有石器。能制作石器，岂不是人？故将之订名为“东方人”，并将其生存年代定在距今250万年前。而在同一地区的蝴蝶梁子发现的一具幼年头骨，鉴定为拉玛猿型，认为是人类的祖先，后来宣称在地层中也找到了“石器”，将之更名为“蝴蝶人”，其生存年代定为距今400多万年前，并进而构筑了“开远拉玛猿”——“禄丰拉玛猿”——“蝴蝶拉玛猿”(或“蝴蝶人”)——“东方人”——元谋猿人——昭通人(智人的早期代表)——西畴人、丽江人(智人的晚期代表)等相当完整的系列。鉴于此，有人提出滇中高原及其邻区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地区。但遗憾的是，早在70年代后期，学术界已抛弃拉玛猿是人类远祖的观点。后经研究，所谓“蝴蝶人”的“石器”原来是天然石块；而“东方人”的石器，后来被证明是地表上拣来的，而且时代甚晚。

　　1997年，我国启动了寻找200万年和更早时期人类的“攀登项目”，投入了不小力量，但迄今收获甚微。后来在安徽繁昌发现了距今200—240万年的石制品和骨器，发现物出自早更新世裂隙堆积中。但那到底是不是人工制品在学术界曾引起很大争议。此外，光有石器还远远不够，它只是间接证据，关键是找到人化石。

　　1999年在河北蔚县上新世地层中找到了一件距今300万年的石器，这远远超过了非洲发现的不超出260万年的界限，并认为这是对人类非洲起源论的一次挑战。但该标本发现于1990年，事隔9年后才公布于世令人费解。

　　中国学者要挑战非洲起源论，就必须找出更多的早期人类化石。发现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固然重要，但要使我国距今150—200万年的古人类能站稳脚跟更是当务之急。就连目前所认定的我国最早的元谋人化石，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其距今只有60万年！我们必须找到更早时期的人类化石，而且这些化石能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使得非洲材料从属于这个体系才行。我国的古环境条件不算太差，既然已发现了丰富的中新世和上新世的古猿化石，这样的生存环境同样适合早期人类生存。我们并不完全排除人类起源亚洲的潜在可能性，但仅有设想和冲刺的良好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具有说服力的化石材料才最具科学性。《中国国家地理》周国兴文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