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年参加万隆会议的两个大国，中国和印度首次在万隆会议之前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在万隆会议期间，这一原则又扩大为“和平共处十项原则”。这或许可以被看作是，当年两个刚刚获得独立的大国第一次共同向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是51年前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与尼赫鲁总理共同发表的声明。时隔51年，中国总理温家宝再次访问印度，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如今又开始了全球化浪潮下的新一轮合作。一切正如印度总理辛格所说：“印度和中国可以共同改变世界秩序。”

　　过去创建和平共处原则的伙伴其实，早在51年前中国总理周恩来首次访问印度时，双方就改变过世界秩序。因为，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作为处理国际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为了解决中印分歧而提出的。1953年12月底，印度政府代表团来华，和中国政府谈判解决英国殖民者遗留下来的印度在中国西藏的特权问题。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见印度代表团。当代表团团长、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等印度客人走进西花厅时，周总理与他们逐一热情握手说：“中印两国的谈判在今天，12月的最后一天开始了，我们说过要在1953年开始这一谈判，现在实现了。”会见进行中间，周总理说：“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天好起来，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是从新中国建立时确立的，它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及和平共处的原则。”他还建议以此作为谈判的基础。这是我国领导人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方面的表态得到印度的积极回应。在新德里的主动要求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写进了双方于1954年4月29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两个月后，即6月25日，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双方正式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周恩来在印度与尼赫鲁进行了6次会谈。在会谈中，尼赫鲁说：“阁下很博学多才，‘潘查希拉’是佛教为人们所规定的五条人生戒律：不杀生，不偷盗，不饮酒，不淫色，不妄语。我们两国相处的五项基本原则，可以说是国家之间相处的五条戒律。我们两国将五项基本原则作为国家关系准则肯定下来，就是对美国人搞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最好的答复。”在6月27日周恩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个印度记者很感兴趣地问：“国家有大有小，怎么才能够和平共处呢？”周恩来回答说：“我们认为，根据最近中印关于西藏问题的协定序言中规定的五项原则，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其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中印两位总理在第六次会谈中，完成了关于中印两国联合声明文稿的审定。6月28日上午，在周恩来离开新德里飞往缅甸仰光会谈之前，发布了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郑重地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声明指出，两国总理认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中印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适用于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世界各国首脑都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甚至连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也在公开场合宣布，可与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和平共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周恩来于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上着重阐述了“求同存异”的思想。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不是来吵架的；是来寻求共同的基础，不是制造分歧的。”去年6月，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研讨会”上表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成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原则。”

　　如今共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那个会议上，加利同时指出，“我相信，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会被赋予全新的时代意义，从而迸发出新的生命力”。的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缔造者———中国和印度如今开始了全球经济化浪潮下的新一轮合作。2005年4月11日上午，经过三个小时的会谈之后，温家宝同辛格签署了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双方宣布建立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40年前，中国和印度打了一场边界战争。现在，龙和象开始起舞，部分是为了竞争，部分是为了合作，它们正开始改变世界经济秩序。”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称。合作也罢，竞争也罢，双方目前能再次“走到一起”，主要还是两国关系中既有深厚的友好历史土壤，还有当前和平友好的气氛。中印有历史悠久的友好关系，玄奘到印度取经的故事在中印两国几乎是家喻户晓。新中国成立后，印度作为最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和中国关系良好，两国关系还达到过“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友好高潮。虽然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印度在中国平定西藏叛乱问题上包庇达赖流亡政府，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印边境甚至还引发边境战争导致两国关系迅速降温，双方关系一度经历了30年的“冷和平”。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关系得到了长足发展。尤其是最近几年，更是两国关系的黄金时期。在3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价当前中印关系时，温家宝表示，回顾两国建交55年来走过的历程，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而且，两国在新世纪里，共同的话题似乎增加了许多交流的必要。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今年3月的一篇文章称，居住着世界上近2／5人口的两大邻邦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全世界都为之瞩目。去年12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把印中两国在21世纪初的崛起比作德国在19世纪的崛起以及美国在20世纪的崛起，称印中崛起“有可能带来同样巨大的影响”。但，两国都还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比如都不富裕，主要依赖农业，都在消除贫困方面努力。关键是，尽管陈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一直成为全球大部分国家的众矢之的，但由于所有的国际秩序的制订者和维护者几乎都是“富人俱乐部”，由发达国家说了算，多年来，如何组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还只是符号意义上的存在。作为两个已经开始进行彻底的自由化经济改革并且在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上均取得不错成就的发展中大国，在这方面的合作具有实质性作用。在3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指出，中印的发展代表了亚洲整体力量的壮大，也显示了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对此，印度总理辛格4月2日回应，印度和中国应该携起手来共建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由于世界各国彼此依赖的程度越来越大，我们两国应该携起手来利用全球化的积极力量，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辛格致函温家宝说。这一点，在其他国家也得到了印证。新加坡国务资政吴作栋4月5日在一个地区商界领导人论坛开幕式上发言称，东盟必须充分利用中国和印度充满活力的大好形势。他说，如果东盟“把战车套在中国和印度这两匹飞奔的快马上，我们就能共同奔向更加繁荣的未来”。《中印碰撞暗示世界发生根本变化》一文的作者霍华德·弗伦奇评价说，总人口占全球1／3的中国和印度两国同时相互靠近，将有潜力成为世界政治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弗伦奇认为，中印两国在从石油开发到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各方面的合作，与“正在变老的欧洲”和赤字缠身的美国形成强烈对比。“如果说在加工制造业方面世界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那么在中国和印度的服务业、制造业和尖端科技业联合起来后将出现什么情况？一个综合性的实力重心将出现在亚洲心脏地区的两个文明古国，这种实力不可避免地将表现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用不了多久，这一重心就将成为世界权力的中心。”他说。

　　中印关系在崛起中和平共处但即便是在“中印关系处于最好”的时期，我们仍应看到两国在共同崛起过程中的利益矛盾。如何在和平崛起中和平共处，仍在考验着两个国家。从中印关系的历史经验来看，研判两国关系发展趋势的主要依据恐怕不是共同利益，而是国家利益以及对方的国家利益在各自的政策考量中具有何种敏感度。以中印共同崛起而言，两国的国家利益是类似的，即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和维护国家安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是两国和平崛起的最重要内容，这一方面，从总体上看，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的经济成长，都不存在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损害对方的必然性，因此双方的合作前景较好。但在政治层面上，两国快速发展是否会导致在地区性事务中争夺主导权？这一顾虑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已经渐渐被淡化。因为在以美国为主宰的国际体系没有根本改变的条件下，很难设想亚洲会单独游离于全球体系、由哪个国力较强大的国家来主导，更遑论后冷战时期亚洲国际政治格局已越来越体现出相互依存的特点。从这一点看，在亚洲范围内为争取获得地区主导地位而争斗既没有逻辑上的必要性，也是代价昂贵的，这一点有望成为两国谋求和平崛起的重要依据。而最具挑战性的是边界问题，因为它涉及双方的根本国家利益，需要寻求解决的途径。在中印关系史上，边界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持续20多年的谈判未有突破，证明问题的复杂和艰难。对此，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应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深地植根于国家安全观念之中，而后者与和平共处有着密切联系。当年，印度坚持中国不拥有对西藏的主权源于和中国以陆地为界不安全的观念。在今天的军事技术条件下，这种以物理缓冲区来寻求安全的观念显然已大大过时。换言之，两国的安全是否以陆地为界，其重要性已远远不如两国是否能够建立起一种新的安全观。而这种新的安全观应该是以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与集体安全为基础，把中印关系放到南亚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大格局中来考虑。对中国而言，一个稳定和平的南亚地区是维护中国边疆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因而也是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重要条件。这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性，恐怕要远远超过同印度就某块领土的争执。正确处理中印关系，从和平发展的角度看，可分为现实与长远两个层面。在现实的层面上，战略目标是在发展中实现和平共处，永不再战。长远来看，战略目标是实现两国共同应对国际体系的制约，从而降低竞争因素，突出两国既是发展中又是崛起中大国的特点，共同利用国际体系中的有利因素，抵制不利因素，从而在实现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努力合作，共同构建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有理由相信，中国在处理未来的中印关系时将以更为理性与合作的姿态来应对可能发生的变数，即不计较一时一地之利，着眼于长远的战略考虑，从而真正落实“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战略方针。（撰文三石）(实习生/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