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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美丽的山城万隆成了“亚洲和非洲的首都”。4月18日上午，亚非两洲的第一次历史性聚会，在万隆独立厅隆重开幕。来自阿富汗、缅甸、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锡兰(今斯里兰卡)、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也门(今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304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团团长中有13位是总理或相当总理一级的国家领导人，有3位副总理和4位外交部长。一些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的亚非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也派出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会议。图：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与印度代表进行私人会谈。
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被一致选举为会议主席。会议一致通过的议程是：一、经济合作；二、文化合作；三、人权和自决权；四、附属国问题；五、世界和平和合作的促进。巴勒斯坦、突尼斯和摩洛哥问题也将予以讨论。
由于与会国家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差异，加上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某些国家之间的隔阂，彼此间存在分歧是难免的。美国利用这些分歧，在会前、会外多方活动，使会议很难不受干扰。有少数代表的发言就重复了人尽皆知的西方的反共观点，并把矛头指向中国。有的诬蔑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有的提出“亚非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反对殖民主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并要与美国联合反对共产主义；有的指责中国进行“颠覆活动”，要中国代表团表明“对和平共处的诚意”。这些发言一度把会议气氛搞得相当紧张，引起普遍忧虑和不安。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将在19日下午发言的消息，引起会议内外格外的关注和重视。周恩来决定把原来准备的一个系统阐明亚非形势和任务以及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发
言用书面形式散发，针对会议出现的情况，在大会上作一补充发言。周总理的发言被安排在下午全体会议接近结束之前。当时会场上座无虚席，包括苏联大使、美国大使、荷兰高级专员等许多国家外交官都来列席旁听。数以百计的记者也涌进会议厅，有的人甚至站在椅子上，等待着中国代表团的发言。图：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成为与会各国代表的朋友。
周总理首先向与会各国表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深刻地论述了亚非国家间存在着广泛的求同基础，他说：“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周总理还就关于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关于有无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关于所谓颠覆活动问题，以确凿的事实和令人信服的论述回答两天来少数代表对中国的误解和指责，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周总理真挚地表示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来中国参观。他最后热忱地呼吁：“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与会代表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周总理的发言。大会主席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等人指出这个发言是使会议走向成功的一个转折点。
周总理的发言不仅驱散了两天来在会议上空一度凝聚起来的阴云，而且及时地提出了“求同存异”方针，为下一阶段会议找到了一条绕开对立和争吵而继续进行的道路，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会议期间发生的轰动最大的事件，是周总理就台湾地区局势发表的重要声明。4月23日中午，中国、缅甸、锡兰、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的代表团团长对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进行了会谈。周总理在8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周总理这一简短的声明，立刻震动了万隆，传遍世界，粉碎了美国想利用它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来影响亚非会议的阴谋，向全世界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和平诚意，并导致了尔后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在万隆的各国代表团对周总理的声明几乎是一致地作出积极反应，认为它是“一篇非常好的声明”，“完全符合亚非会议的目的”。寻求亚非团结和求同存异的精神，终于使会议克服了分歧。4月24日晚上，万隆会议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与会国家一致通过会议决议，即《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会议充满着亚非世界团结胜利的喜悦。
(实习生/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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