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损害赔偿兴起于民事侵权领域，随着20世纪人权与国家理论的发展，保护人格尊严、重视精神损害的赔偿已经成为各国国家赔偿法重要的价值取向。虽然自2001年后中国确立了民事赔偿方面的精神赔偿制度，但是中国的国家赔偿制度亟待改进。

　　举例说，由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缺失，几年前轰动一时的“处女嫖娼案”受害者麻旦旦最后得到的赔偿金不过74.66元。麻旦旦身心俱疲，这点钱还不够她买套《心灵鸡汤》以寻求慰藉。

　　佘祥林“杀妻”冤案既出，举国震惊。到2005年4月1日被取保候审为止，佘先生枉坐了3995天牢狱。按照《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初步估算佘的赔偿金将在22万元左右。11年牢狱之灾，将换来22万元国家赔偿，由于这种赔偿没有任何精神层面的意义，难免同样让国人伤感。

　　中国的《国家赔偿法》从1995年1月开始正式实施，至今已逾十年。承认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公民可能造成的伤害，当说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然而，推敲其条文及内涵，不得不说这部赔偿法让人尴尬--它负责救济的仿佛是一个没有精神世界的领域。道理很简单，它没有规定任何“精神赔偿”。

　　为何中国的《国家赔偿法》里没有精神层面的意义？难道中国人就没有精神吗？难道中国人的精神是坚不可摧、不受损害吗？难道中国人的精神不属于公民个人所有吗？显然，这些假设并不适合于21世纪大转型时代的中国。中国人是有“精神”的，而且必将越来越“精神”！我们有理由说，民权意识日重的中国，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的国家赔偿不但不完整，而且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举例说，《国家赔偿法》中“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面临质疑。首先，我们假设一个中国人一天平均工作时间为8小时，一个被错误投进监狱的公民每天服刑时间为24小时，因此他有16小时没有得到赔偿；同样，还应该算上其节假日“加班坐牢”所拿的双倍或三倍薪水。

　　其次，从时间计算上有必要参考相对论。爱因斯坦当年为了让门外汉更好地理解他的理论，于是打了一个形象易懂的比喻：当你把手放到炉子上一分钟，你感觉过了一个小时，而当你和一位漂亮姑娘在一起坐一小时，好像只过了一分钟。这就是相对论。爱因斯坦以人们的心理感受设喻，向人们生动解释了存在于物质世界的时间差异。

　　人类社会是没有脱离于精神的物质世界。“唯物主义”一词自诞生之始更像是一个悖论，因为“主义”这个词缀本身便是精神层面的。人类的思想、行为与日常判断，都会或多或少受到个体精神指引或外部精神力量的感召。人们在物质上的冲突，除了必要的生活物质争夺之外，更多是精神层面的冲突。一个国家的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公民造成损害时，精神层面的损害多半也是不可避免的。精神损害必须得到赔偿，这是一个国家进步与文明的标志。它首先是有和无的问题，而不是多和少的问题。

　　由于现行的《国家赔偿法》中没有精神赔偿，佘祥林的索赔之路大概只能在既有法律框架下按“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赔偿”。眼下有读者担心佘祥林索赔之路将多艰辛，因为佘祥林要等待司法机关确定自己是否有违法行为，而不是独立的调查委员会。然而，笔者所能想到的，却是另一番尴尬：在中国还没有精神赔偿的2005年，当佘祥林终于领回一大堆“按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的赔偿时，如同一位农民工从包工头那里要回了11年发一次的薪水，而他的工作是替人坐牢，每天24小时，节假日不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