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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赣南第一贪：查到我说明我倒霉

　　江西赣州市原公路局局长李国蔚腐败案近日浮出水面，一个“三贪”公路局长（贪权、贪财、贪色）的面目暴露无遗。此案显现出的种种体制性漏洞，对当前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无疑具有警示作用。

　　今年4月，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江西赣州市原公路局局长李国蔚无期徒刑。李国蔚腐败案件因其涉案金额之大，涉及范围之广、人员之多、情节之严重、影响之恶劣，被有关部门称作近年来“赣南第一腐败大案”。

　　李国蔚在被查处后说，“我犯这些事，是因为社会风气不好。查到了我，算我运气不好。”赣州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萍说，李国蔚的心态道出了一个现实问题：官场“潜规则”大行其道，党纪国法等显性规则面临严峻挑战。廉政干部被认为没本事，能捞会贪者却被认为有“能耐”，受到查处是运气不好。

　　推荐参考：

　　关注点：学习型贪官爱研读反腐材料说明啥？

　　前两年河南郑州警方曾抓获一智能盗窃团伙。这群行窃高手与以往目不识丁的蟊贼不同，而是熟读《犯罪心理学》、《刑法》及公安侦破教材，在反侦破方面居然摸索出了一套比较完整、颇有应对效果的“经验”。如今贪官爱研读反腐材料，与那群“学习型小偷”有异曲同工之妙——希望从法纪监督制度里“读”出漏洞，从其他落网腐败分子身上“读”出教训，好让自己的腐败手段更隐蔽！要求领导干部“正读”的反腐文件和警示材料，被贪官们拿来进行创造性“反读”，以苦练腐败内功，这种阅读方式的“创新”，充分说明了腐败行为的猖獗升级，说明了党纪国法被某些官员视若无物的灰色现实，预示着反腐斗争的日趋严酷与复杂。

　　清廉的双眼容不得腐败沙子，腐败的浊眼对廉政二字同样敏感。羡腐爱腐的李国蔚，自然是听到“廉政”就头疼。他那张“腐败清单”，恐怕自己也早觉得是定时炸弹。在权力层层转包的流程中，反腐廉政机制失灵、道德良知防线沦陷，已到了疯狂的地步。胆大妄为的李国蔚并非没有一点忌惮，就连被挂起来的反腐倡廉宣传栏，也让他感到心惊肉跳，实际上已泄露了他内心的胆怯与脆弱。

　　“三贪”局长对反腐教育反感，与他私下里苦读反腐材料并不矛盾。前者是一种心理本能，后者是一种生存需要。他私下刻苦研读内心反感的反腐警示材料，是在不辞辛苦地查找制度漏洞，妄图寻觅到监督真空，好掩护自己“腐败一万年”！

　　这种“学习型贪官”的出现，无疑给我们的反腐战线及反腐教育提了个醒：只有打造无缝隙的防腐钢铁大堤，才能让李国蔚们彻底死心。

　　关注点：运气不好折射“前腐后继”的腐败现实

　　显然，这种腐败并非仅仅是李国蔚个人的问题，乃是一种体制性腐败，交通部门在公路建设上的垄断大权受不到制度约束，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绝对化、商品化，任何坐上这个位置的人都有“出大事”的可能。这一点，已经为近年来众多交通厅长频频落马的事实所证明。令人吃惊的是，尽管有关案件一次次被媒体曝光，“前腐后继”者仍屡屡出现。由此看来，贪官们在衡量风险收益比后，仍然认为腐败是一件高收益而又低风险的事情，也难怪李国蔚只怪自己运气不好了。

　　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贪官被抓只怪自己运气不好，这种社会意识折射出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应该是不言而喻了。

　　关注点：啄木鸟式的反腐制度自然诞生贪官“运气论”

　　要说这“李局长”贪的钱也不算多，注定让“李局长”名扬四海的倒是因为他说的“查到了我，算我运气不好”，有网友揶揄道：这句话可收入2005年贪官十大名言。不过，我们也得承认，“李局长”的名言虽然逆耳，但也比某些贪官落马之后的长篇忏悔中，把自己的堕落归咎于什么“放松思想改造”、“受到腐朽没落思想侵袭”之类的“空对空导弹”要实在一些。而且，他的“运气论”并非胡说八道，还是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的。

　　触目所及，贪官不知凡几，而被抓住的有多少？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在“大海捞针”的情况下被查到，就像是中了体育彩票头奖，不是“运气”是什么？另一方面，像“李局长”大张旗鼓地腐败，当地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和李国蔚长期搭档的原赣州市公路局党委书记钟成林就说：“我们一直预感他会出事。”既然如此，他还能横行这么多年，贪污这么多钱，他今天被查不是“运气背”是什么？

　　贪官落马，不悔贪赃怨运气，也折射了反腐体制的现实困境。如果说把腐败分子比作树木里的蛀虫的话，我们的现行的反腐模式就是“啄木鸟式”——偶尔发现了一条蛀虫，就敲敲打打，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这条倒霉的蛀虫啄出来，吃掉。吃掉一条蛀虫，并不能把其他蛀虫吓住，更多的蛀虫在树干里蛀得不亦乐乎，更多的虫卵正在孵化成虫……即使给森林里每一棵树都配上一只啄木鸟，恐怕也啄不尽所有的蛀虫。更何况，反腐有时还比不上啄木鸟，因为有些反腐中的“啄木鸟”还会产生物种变异，成为“蛀虫”。

　　关注点：“如果我当局长 也会出大事” 说明啥

　　现在好些地方之所以腐败问题成堆，关键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有腐败的条件和环境。作为李国蔚的同事，也收过下属送的礼金的钟成林说出这样的话，确实反映出现今官场腐败的一条根源———权力太集中了。

　　在腐败队伍里，给他们排排队，有几个是信访局、档案局、统计局之类单位的领导？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至今好像还没有。是这些部门的领导觉悟高，不愿意腐败吗？非也！关键是他们手中没有动用金钱的权力，没条件腐败呀！你再看看那些腐败分子，有哪一个不是手中握有经济大权的！钟成林说：“公路局实行的是局长负责制，李国蔚的权力很大，甚至是无边的。他就是老大，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经常借‘某某领导的指示’来办事，我们一直预感他会出事，但没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事。”离退休干部苏光林说，“党委会形同虚设。”老同志廖贤兰说，“在公路局，党委书记的权力太小了，政治监督就是一张嘴，什么都插不上手。党委会成了李国蔚一个人的会。”

　　这再一次向人们表明大权独揽的可怕后果。像这样无边的权力，一旦走向商品化，出的肯定是大事；把意志不坚定者放在这个位置上，肯定都会出大事。同时，此案告诫我们：对于腐败问题，我们一直强调舆论监督、纪检监督、人大监督、家属监督等等，为什么党内的监督就软弱到了如此的地步？现在有些企业，党委的作用已经弱化，这也可能就是腐败局长大有人在的一个原因。

　　编辑点题：

　　“三贪”公路局长李国蔚在被查处后说，“我犯这些事，是因为社会风气不好。查到了我，算我运气不好。”这一句话被网友戏称为2005年贪官十大名言。这种贪官的运气论说明什么问题？李国蔚为什么爱看反腐材料？运气论反映了什么社会现实？欢迎广大网友各抒己见，进行探讨，请将感言写入留言板。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