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性贿赂”使贪官去干那些平时不能干、不敢干的丧天害理的违法事。

　　情欲可以让人失去理智，可以让人疯狂，可以让懦夫变成勇士，也可以让贪官去干他平时不会干的事情。谁都知道，共产党是最最重视抓意识形态的，因而那些搞意识形态的领导，一般都是党性强、理论水平高、能写一手好文章的笔杆子。然而，在湖北省荆门市却出现了一件奇事，一个只有高中辍学生文化程度、被原工作单位开除、名叫陈丽的舞厅“三陪女”，居然当上了荆门市开发区工委宣传部副部长，还兼着开发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什么原因呢？原因极其简单，就是因为这位“三陪女”是荆门市委书记焦俊贤的情人。堂堂的市委书记会不知道这个“三陪女”的底细吗？非也，就是为了一个“情”字，脑子极度发了昏，伪造了一应俱全的假档案，做出了如此贻笑四方的事。再如，湛江的重要走私犯张漪本身什么都不是，但是在湛江却能张牙舞爪，谁不听她的，谁敢顶她，她就给谁“厉害”看看。当然不是她的厉害，而是假借其情人——海关曹关长之手。而这个曹关长呢，居然言听计从，硬是将不听其情人话的处级干部撤了职。

　　（十）“性贿赂”已经成为不法奸商行贿的一种流行方式。

　　在当今不法奸商的眼中，“性贿赂”已经成为行贿者打开权门的首选。用美女攻击贿赂目标，命中率极高，几乎是弹无虚发，百发百中，因而“性贿赂”甚至成为一种比金钱还要管用的行贿方式。正因为如此，“性贿赂”已经成为不法奸商行贿的一种流行方式。在不法奸商的眼中，“性贿赂”就是一种以做行贿之用的“性消费券”。譬如，当一些私营企业主窥知胡长清有好色之特点，便主动陪胡前往珠海嫖妓，有的甚至将卖淫女空运到南昌，供胡长清进行“性发泄”。不法商人为何要这样“关心”胡长清？当然是看中了胡手中的权，通过肮脏的“权色交易”，换取巨大的商业利润。江苏省如东县有个“养鳗大王”顾成兵，在不到4年时间内，获得贷款竟达12亿元之多（其中有1.8亿元无法追回），被他拉下水的有1名副厅级、3名县处级、21名乡科级及20多名一般工作人员。为什么这个“鱼贩子”有这么大的“能耐”？他靠的是“二弹”：“金弹”和“肉弹”。前者指的是用重金贿赂，后者指的则是用色相勾引，色情攻关，从“陪吃、陪舞、陪游”一直到“陪上床”。他看准了一些贪官好财好色的两大特点，投其所好，适时地发出“肉弹”进攻，为这些贪官嫖娼“慷慨解囊”。这一招数尽管低劣，居然还百发百中，一帮贪官污吏都成了他从银行捞钱（贷款）的工具。

　　（十一）“性贿赂”大大地污染社会风气。

　　“色情贿赂”还“促进”了色情这一“无烟工业”，污染了整个社会风气。

　　一些长期关注色情活动的专家、学者在接受采访时说：“某些地方的色情业从地下到半公开，从毫无组织到形成庞大的色情行业，其中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原因就是腐败”。“想要事情办得快，就得陪头儿逛逛那儿”，这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有人有钱可以去嫖娼，有人有权也可以去嫖娼，而且后面跟着的多是那些有钱的人。在这里，权、钱、色相互置换从而相互满足。

　　有人估计，全国从事此色情业的人数已上百万。对此，有人嘲讽为“繁荣娼盛”。多年来对色情服务是屡禁不止，而且愈演愈烈。享受色情服务的，除乐于此道的某些港澳商人及外国商人外，主要是某些有钱的、有权的、有钱又有权的乐于此道的人。在这个“温柔之乡”中，有钱的自行花钱享受，有权的由有钱的供其享受或凭借权力无偿享受，有钱又有权的则更为潇洒，于波澜不惊之间如鱼得水，既眠花宿柳又似乎不为人知，甚是冠冕堂皇。

　　一位经济学者分析说，有些地区处于地下、非法形态的“性产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系统和运行机制。让人难以抵挡的一个诱惑是，“性产业”的繁荣刺激了服装、化妆品零售、餐饮业、出租车业等一些相关行业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性产业共荣圈”。最集中的体现在于，歌厅、夜总会不会频繁被执法部门找麻烦，不会被轻易关门整顿。原因很简单，这些大型娱乐场所的老板大都与公安等执法部门熟稔，有些甚至与省、市里的官员过从甚密。在一些高档歌厅，都有受到过严格训练的保安人员负责歌厅的安全维护。据说，一些普通执法的人员想进也进不去。

　　一般来说，规模化的歌厅与高官、执法人员之间或明或暗、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些地区“歌厅”越打越多，性产业越打越火的一个重要原因。

　　（十二）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领导干部。

　　贪官为什么好色？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其前提则是贪官的信仰危机。正是在理想信念上出了问题，才会产生一批又一批的腐败分子。麦崇楷逐渐沉迷于吃喝玩乐之中，他经常出入灯红酒绿的高级宾馆、酒楼、夜总会，频频光顾贵宾包房，接受异性按摩。在形形色色的人物打点下，出手大方的麦崇楷，深受“三陪”小姐的欢迎。有时欲望兴起，麦崇楷还一天两次跑去洗桑拿。1995年初，麦崇楷到某市培训中心开会，恰逢身材适中、三十刚出头、颇有女人味的副总经理“红玫瑰”接待。两人臭味相投，各取所需，谈起话来格外投缘，彼此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没过多久，麦崇楷就和离异单身、风骚娇媚的“红玫瑰”混得烂熟，终于叙出了“迟来的爱”。在麦崇楷的眼里，小他29岁的“红玫瑰”风情万种，善解人意，跟她在一起感到“异常亢奋”。而“红玫瑰”的心里，早就想攀上一座大靠山。面对麦崇楷，她就更加温柔地“套磁”了。麦崇楷一步一步坠入了腐败的深渊。

　　现实确实像江泽民同志指出的，这些年来，一些领导干部在金钱、权力、美色面前，经不起考验，蜕化变质，跌入了腐败的泥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人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理想信念的丧失的确是一些领导干部陷入腐败泥坑的最重要原因。

　　总之，诚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动摇的。一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如果在思想上动摇了这些根本的东西，也就动摇了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立场，就必然会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

　　理想是精神的支柱，信仰是行为的源头，当一个领导的这两样东西发生危机后，就会步入歧途。所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广大干部，尤其是信仰教育，人生观、世界观教育。

　　（十三）对“性贿赂”的惩处国际法律并非是一片空白。

　　现在不是大家都在说要与“国际标准”接轨吗？那么这个“国际标准”究竟是什么呢？贿赂，根据冯象先生的介绍，按照美国联邦法律，“任何给付、应允，只要其物质或精神上的好处为双方当事人主观认可，如果其他要件（比如‘公务行为’）也得到满足，就是贿赂。”（如此宽泛的定义，“肉弹”或“性服务”自然属贿赂无疑。美国将“非财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的一项内容，该国的《刑法》、《反歧视法》均将色情贿赂（性服务）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美国的《刑法》、《反歧视法》就明确规定：“如果官员接受了女性当事人的性服务，不论他是否滥用权力给予回报，至少他再也不能担任政府公务员了。”我国香港特区廉政公署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比如《防止贿赂条例》中第四章［贿赂］一节中第一条就规定了贿赂是一种犯罪，即“任何人（不论在香港或其他地方）无合法权限或合理辩解，向任何公职人员提供任何利益，作为该公职人员作出以下行为的诱因或报酬，或由于该公职人员作出以下行为而向他提供任何利益，即属犯罪。”我国《刑法》对犯罪的基本界定就是三性：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惩罚性。根据上述笔者的阐述，以色情为贿赂手段进行的行为，完全符合犯罪的基本原则和犯罪的构成要件。

　　（十四）法律亦应该“与时俱进”。

　　法律的功能是什么？也许一万名法律学家有一万种阐述。但是，依我这个社会学工作者的观点来看，当某种社会行为普遍地损害或危及到社会利益时，法律就应该去限制它、惩罚它，缩小它对社会的危害性、破坏性。对某种危害社会的现象法律“管不了”时，就要对现时的法律进行反思，就要修改，就要补充，就要发展，就要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改错误。”

　　这叫什么？这就叫“与时俱进”。法律失去了这一特点，也就失去了活性，不是“活法”，而是“死法”。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早就说过：“一个有生命力的党所借以进行活动的法权基础，不仅必须由它自己建立，而且还必须随时可以改变……只能在自己的活动的经常变化的需要中去寻找自己的法规。”

　　当今“色贿”的现状如何？如前所说，据现行《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的统计，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甚至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性贿赂目前在行贿犯罪中已相当普遍”，“最近查办的几起部级干部受贿大案中，几乎都涉及到情妇。”的确，贪官的色情腐败已经疯狂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十五）法律不应该在“性贿赂”问题上“见死不救”！法律应该干预“性贿赂”！

　　当今谁都不会否认“性贿赂”在腐败中的作用和地位，谁都承认听任“性贿赂”发展的严重性后果，谁也不会公开提出不要治理“性贿赂”现象。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却一直将它拒之门外。譬如，湖北正式开庭审理臭名昭著的五毒书记张二江案，公诉人起诉的罪行中仅提到“受贿”、“贪污”，对在某种程度上更为引人关注的张二江的“吹、嫖、赌”三毒却只字未提。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张二江的“五毒”是一个整体，甚至可以说，没有“吹、嫖、赌”哪会有“受贿”和“贪污”？！

　　问题是怎样治理。无非是两种手段：道德的和法律的。只靠“道德教化”？恐怕连最高明的道德学家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也会显得“厎气不足”。想想也是这样，这些嗜好色情的贪官有哪一个不是道德教化的“专家”？！既然无用，又不能听任自流，怎么办？只能求救于法律。然而，有不少法律学家却提出了法律对此只能采取爱莫能助、“见死不救”的态度。

　　“理由”之一：“色贿”只是官员的“个人隐私”，“一个法制国家，对于性的问题，不应该干预太多”。此观点对否？荒唐！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性丑闻是总统的“个人隐私”吗？难道美国的媒介“干预太多”了吗？非也。一个人一旦挑起了管人的“公权”，那么，与此相应的，这位“官人”便失去了寻花问柳的“个人隐私”权。

　　“理由”之二：男女关系只是道德品质问题，不能上升到法律层面。有的人还认为：“‘性贿赂’与‘有感情’难界定，不能把所有的婚外性行为都简单地上升为道德品质问题或犯罪行为。”此种“说法”如何？似是而非。对于一个贪官，送金钱、房子、汽车与送女人之间有没有质的区别？行贿者是不是出自同一个目的？其结果是不是都是侵犯了公权？其实，只要不持有任何偏见，答案应该只有一个：即在送金钱、房子、汽车与送女人之间是没有区别的，行贿者的目的是相同的，其结果侵犯的是公务人员的廉洁性，侵犯的是社会的公权，与公民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没有任何的关系，是谈不上任何隐私不隐私的。

　　“理由”之三：“‘性贿赂’内涵不确定，缺乏可操作性，定罪量刑都有困难。”认为“‘性交易’只是一种行为，一种感受，难以用数量计算和衡量。”这一观点其实是在为其推诿寻找借口。其内涵有什么不可确定的？用10万贿赂换取权力者100万的“利润”可以用来定罪，用10个女人换取100万“利润”却可以不予处理，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等“便宜事”？！这不等于鼓励一些奸商们去实施“性贿赂”吗？！其实，“性贿赂”就是用色进行交易，主观上目的明确，客观上亦达到了目的，其内涵是最确定不过的。至于“具体操作”，我想，既非用“一次性交易”去定罪，也非用“一个贪官有几个情妇”去量刑，而是可以按照权色交换后社会损失的量（即交易额）去定罪量刑。

　　“理由”之四：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允许将“性贿赂”定罪量刑，国人也是不会接受的。搬出这一条理由是够吓人的。然，这个“传统文化”是属“精华”还是“糟粕”？一问这个问题，大旗就当不了虎皮了。至于国人是不是接受，还是看看老百姓在这个问题上的呼声再说。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日前委托北京东方枫叶咨询有限公司对全国公众进行了专项调查，在是否要在刑法中增加“性贿赂罪”的问题上，有84.7％的公众认为“应该增加”，6.2％的公众认为“不应该增加”，9.1％的公众回答“不清楚”。

　　理由之五：有人还杞人忧天似的说：“现在出了个‘张二江’，若今后出个‘张二红’，养几个情夫，又如何定性？”依我之见，若真有了法律，“张二江”要依法处理，“张二红”也要依法处理，只要他或她都是公权人物，都拿性作为交易，在这个问题上决不会“男女有别”。

　　那么，在新的法律没有制定之前怎么办？笔者认为至少要做到以下一点：“如果官员接受了女性当事人的性服务，不论他是否滥用权力给予回报，至少他再也不能担任政府公务员了。”（美国国会顾问罗森伯格）

　　理由之六：《刑法》中贿赂的范围不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刑法》规定贿赂必须是财物和金钱，而不包括非财物性的东西，如提供劳务、免费旅游，提供色情服务等。正是由于立法上的缺陷，使得许多行贿人规避法律，不直接向国家工作人员提供财物和金钱，而是通过提供非财物性贿赂达到其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司法人员对于这些非财物性的行贿方式，虽然明知其社会危害性严重，不亚于财物贿赂，应该给予惩处，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也只能望“法”兴叹。对此缺陷，怎能漠视其长期存在并作为对“性贿赂”无能为力的借口？必须逐步完善法律才是。

　　总之，法律应该干预“性贿赂”，法律也应该是与时俱进，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见死不救”！

　　“性贿赂”与腐败贪官的十五个话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