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落实科学发展观采访团记者龚瑜、刘芳分别赶赴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采访，西部官员和民众对发展的渴望、对发展模式的思考，给她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采访结束后，两名记者就各自的感受，与本报部分驻西部省（自治区）的记者在网上进行了交流。

　　不能盲目地以追赶东部为目标

　　龚瑜：“西部大开发”使西部的资源优势正在很快地转变为现实生产力。许多省市领导都表示，“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要加快发展”。在东部发展已远远领先的背景下，西部确实也有一个实现“新跨越”的问题。但在西北采访，我不止一次听到当地官员说，要在“西部大开发”中赶超东部。对这种说法，我有些担忧。

　　闵捷（本报驻四川记者）：西部发展要有平和的心态，西部一些官员特别着急地要“追赶”东部的心态，需要降降温。

　　西部某个城市发展不错，但上级领导认为与东部相比，发展速度还是慢了。该市今年的一大主题就是多搞项目，给各级官员都安排了更重的招商引资任务。隶属该市的一个县的一名领导告诉我，他现在比较烦恼，如果完不成任务，乌纱帽就会被摘掉；如果要完成任务，在拆迁、征地、补偿等方面的工作就难以做细，引起民怨乌纱帽也难保。

　　如果一些官员还是用GDP（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追赶速度的快与慢，西部就算赶上东部又如何？最终还是要以引入污染企业、牺牲民众利益为代价。

　　狄多华（本报驻甘肃记者）：我同意这一观点。西部和东部在自然条件、经济基础方面都有差异，简单地讲追赶，会陷入新的误区和困境。要充分认识到西部地广人稀，是少数民族集聚地区，是生态脆弱地区，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西部的发展要立足于这些实际情况。

　　刘芳：东部有的问题，比如贫富悬殊、城乡矛盾，西部都有；但东部没有的问题，比如环境脆弱、信息不畅，西部也有。西部发展，要解决的问题更多。

　　狄多华：要科学发展，就要重新思考西部的定位。西部作为三江源头，应主要赋予其保护生态的功能，弱化其发展经济的功能。现在一些地区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十分严重。

　　黄博（本报驻陕西记者）：不错，西部对于中国而言，战略意义、政治意义始终高于经济意义。

　　谢念（本报驻贵州记者）：西部发展的关键不是要做得最好，而是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如果一味说追赶，至少在可预期的将来，恐怕很难达到目的。给资金不如给政策，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中央应该对西部地区有一个较之东、中部更宽松的适度放权，让其有因地制宜谋发展的充分条件。

　　狄多华：西部如果盲目地追赶东部，只能乱了方寸，失了信心，毁了环境，苦了百姓。

　　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龚瑜：靠山吃山，西部的丰富资源可以成为一个“好饭碗”。西北的优势产业不少，还有独特的自然风光。

　　狄多华：西部风光很美，但旅游资源过于分散，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大多还停留在原生态，这就注定旅游资源对西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十分有限。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发展再不能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未来的竞争力了。

　　龚瑜：西部要科学发展，首要的一条就是不能照搬东部开发的经验，这里凸显的一个话题就是环境。

　　闵捷：我们决不能再走发达国家和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遗憾的是，污染早就来到了西部，并且在加剧。

　　关键是不能放任污染的产生。比如去年四川沱江发生的特大污染事故，就是当地政府和企业胆大包天，放任大量污水排放，让下游几十万民众差点渴死。

　　狄多华：完全杜绝东部污染企业的西移，恐怕不现实。事实上，一批被东部淘汰或“排挤”的产业正在转向中部，进而是西部。我们只求不要失去底线，等到生态被破坏得一塌糊涂，再亡羊补牢，代价会更大。

　　龚瑜：可以借鉴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将保护环境同消除贫困联系起来。

　　刘芳：这涉及到如何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问题。现在青海逐年加大环保在考核干部中的比重。以前只是在环保系统内部签订目标责任书，今年是主管省长与州长、市长签订目标责任书。环保已不单纯是环保部门的事，而是政府的主要职责。

　　谢念：去年，贵州前所未有地提出了“生态立省”战略。但是，再好的战略，也需要落到实处才算数。譬如，在经济领域，贵州现在是“举全省之力保‘西电东送’”，财政是增收了，不过，一些资源、环境的问题，也因此显得更突出。“生态立省”的战略要与经济加速发展的压力取得协调，或者说求得妥协，无疑是一个长期博弈的过程。

　　建议实施生态补偿

　　龚瑜：不到西部，体会不到水的珍贵。从西北回来，我总想，如果在黄河、长江的上游，人们盲目引资建设高耗能高污染企业，那么下游的人们，恐怕早享受不到清洁的水了。所以我们能不能借鉴国外的流域管理办法，实施生态补偿？

　　狄多华：兰州大学经济学博士田秋生曾指出，西部生态地区居民的收入，就是要靠中央政府和东部地区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增长。因为西部生态地区保护生态的活动，直接和间接地参与了东部地区GDP和居民健康的生产。可当我在江苏提起这一话题时，苏州的一名官员不屑地说：“凭什么？长江的水又不是我们污染的，再说，我们不用，长江水不也白白地流进大海了吗？”可见，生态补偿需要下游省份居民的理解和响应。

　　刘芳：生态补偿作为最有效的防治途径，应该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像198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就对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做出了规定。今年青海就得到了5100万元的生态补偿基金。但过程太漫长了，从开始呼吁到立法到最终拿到5100万元，用了十多年。

　　黄博：人们都想使用资源，而不愿为对资源产生的负面效应付费。对于这种具有共性的问题，国家应该如何解决？这或许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

　　刘芳：青海省环保局制定了一份生态补偿机制方案，建议国家尽快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统一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谢念：生态补偿不仅是拿多少钱的问题，更关键的是要建立一种良性的运行机制，尊重西部老百姓选择自己未来生活的权利，尊重他们对西部这片土地发展的主导地位，否则，又是单向的、不由分说的“输血”或施舍，造血功能永远无法形成。

　　（本报记者 任彦宾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