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记者采访徐本禹

　　我愿做一滴水/我知道我很微小/当爱的阳光照射到我身上的时候/我愿意毫无保留地反射给别人

　　——徐本禹

　　如果眼泪是一种财富，徐本禹就是一个富有的人，在过去的一年里，他让我们泪流满面。从繁华的城市，他走进大山深处，用一个刚刚毕业大学生稚嫩的肩膀，扛住了倾颓的教室，扛住了贫穷和孤独，扛起了本来不属于他的责任。也许一个人力量还不能让孩子眼睛铺满阳光，爱，被期待着。徐本禹点亮了火把，刺痛了我们的眼睛。 　——2004感动中国颁奖词

　　他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伙子。

　　但他那震憾人心的格力量与很难与普通联系在一起。一个年仅22岁的农家子弟、华中农大学子，他何以能感动中国？让我们把镜头对准这位“点亮了火把，刺痛了我们的眼睛”年轻人—— 徐本禹

　　徐本禹出生在山东聊城郑家镇前景屯村一个贫寒农家。从他有记忆起，他就知道村里最矮的土坯房是自己的家。父亲教了一辈子乡村小学，最多的时候每月能拿到270元的工资，最少的时候一个月只有十几元，只到2003年转为公办教师后，工资才涨到了800元。这点工资几乎就是全家的收入来源。所以，1999年初秋，当他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到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武汉，走进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时，心里是忐忑的、茫然的。他知道知识可以改变贫穷，却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念完大学。

　　其实，徐本禹的学习和生活状况早已被学院的领导和老师看在眼里，挂在心里。不久，学院将他列入特困生进行帮扶，为他安排了一个打扫楼道的勤工助学岗位。当他领到第一笔勤工助学报酬时，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可以养活自己的人；当他看到同学们走过干干净净的楼道去上课时，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他从领到的50元报酬中取出7元钱买了两斤瓜子跟同学共享劳动的收获，剩下的43元钱捐给了希望工程，用来资助山东费县一个叫孙姗姗的特困小学生。他后来回忆道：“钱捐出去以后，心里特别的高兴，毕竟是用自己的劳动所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从得到第一笔勤工助学报酬开始，徐本禹就不断得到党团组织和老师同学在经济上、生活上、思想上、学习上的帮助。华中农大对来自农村的贫困生历来十分关爱。徐本禹在大学的四年中，通过学校提供的勤工助学岗位、困难补助、特困生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得到上万元的资助，此外还得到老师、同学和社会上好心人的资助。这些爱的甘露滋养了徐本禹的心灵，他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别人帮助了我，我一定要帮助别人”，“别人给了我一碗饭，我要还别人一碗肉”！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于是，我们不断看到感人的爱心传递。2000年的春天，学校发给他400元特困补助，他拿出200元钱捐给了“保护母亲河绿色希望工程”，还把100元钱捐给了山东聊城师范学院一名特困生。2001年3月，徐本禹因向“保护母亲河绿色希望工程”捐款，成为了湖北电视台《幸运地球村》节目的嘉宾。香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许 戈 辉了解到他是特困生，就在节目录完后给了他一个信封。坐在回校的公交车上，他打开一看，里面有500元钱。回到学校后，他把其中的200元钱给了班上一名家庭条件很差的同学，100元寄给了山东聊城师范学院那个他曾资助过的特困生，100元钱寄给了湖北沙市孤儿许星星。此后，他在食堂洗盘子，在图书馆、计算机房当管理员，在节假日做家教，用菲薄的勤工助学收入，不断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学校发的奖学金、特困补助，除了留下基本生活费，偶尔寄给家里一点，其余的都用来接济那些跟自己一样困难的同学和陌生人。这个多次获得各种奖学金的经济学专业优秀学生，从来没学会如何计算自己的经济利益。他对别人的帮助方式十分简单：倾其所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一篇骨癌患者自强不息的感人报道，当时他身上只有10元钱，就给她写了一封信，并把10元钱放在了信封里。还有一次到校外参加计算机程序员考试，看见路边一个残疾人，就掏出身上仅有的用来乘公交车的两元钱给了他。

　　2002年秋，徐本禹作为华中农大唯一的学生代表出席了共青团湖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并被评为湖北省大学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在这年，他还因学习成绩优异获得6000元国家甲等奖学金，学校为他免了全年4000多元的学费。2003年夏，他完成大学本科学业，毕业论文被评为优秀，同时还被评为学校优秀毕业生。

　　“母校对我的培养和帮助，我无以回报，只有用实际行动承担起大学生的社会责任，像一滴小小的水珠，把阳光反射给别人。”毕业时，他这样表白自己的心迹。

　　2001年12月一个晴朗的周末，徐本禹像往常一样乘公交车穿过繁华喧嚣的街道，从武昌去汉口做家教。在做家教的过程中，他不经意地读到《中国少年报》上一篇报道《当阳光洒进山洞……》：

　　“当阳光洒进山洞，清脆的读书声响起，穿越杂乱的岩石，回荡在贵州大方县猫场镇这个名叫狗吊岩的地方。这里至今水电不通，全村只有一条泥泞的小道通往18公里外的镇子，1997年，这里有了自己的小学——建在山上的岩洞里，五个年级146名学生，三个老师……”读着读着，徐本禹哭了。他想起在乡村小学教书的父亲，想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觉得这一切是那样熟悉，又那样陌生。

　　我要去贵州帮助他们！ 2002年6月，徐本禹同另外四个同学组成了赴贵州社会实践小分队。他们顶着酷暑走遍武汉三镇，募集到了三大箱衣物、一大捆图书和500元钱，踏上了去贵州山区的征程。经过辗转和颠簸，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周围山寨的村民知道大学生支教队要来，特地把崎岖的山路重新修整了一遍。到达狗吊岩村，行李还没有整理好，徐本禹就直奔魂牵梦绕的岩洞小学。他后来写道：“当我走进岩洞时，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岩洞里的教室仅仅是用两堵一人多高的墙隔开的，中间是过道，南边是一、四年级复式班，北边是六年级，一、四年级的黑板是用两根棍子搭在岩洞上，然后在棍子上搭了一块木板作黑板。这边上课，另一边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无论怎么也想不到这里的条件会如此差。”

　　接下来的日子里，除了给孩子们上课，只要不下雨，徐本禹和同伴就会去村民家里进行社会调查。当地落后的经济状况深深震撼了徐本禹。村里90%以上的农户都欠债2000-3000元，不少农户辛勤劳作一年，收获只够吃半年，无力供孩子上学念书。那些孩子们每天都要背着背篓上山打猪草，他们用稚嫩的肩头为父母分担着艰难的生活。最让徐本禹受不了的是课堂上孩子们的眼神。那一双双纯净如山泉、明亮如水晶的眸子，一眨不眨地望着你，那眼神中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外面精彩世界的憧憬。

　　二十多天的社会实践一晃就结束了，徐本禹要回校继续他的学习。狗吊岩的孩子们拿着自制的小红旗簇拥在他身旁，把煮熟的鸡蛋塞进他的背包。他们舍不得徐老师。他们一直把他送到十几里外，每个孩子都流下了眼泪，他们不停地问：“徐老师，你还会回来吗？”

　　徐本禹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没有告诉孩子们，他正在准备考研究生。面对孩子们的眼神，他感到自己有一种无法回避的责任。他大声告诉他们：“明年我毕业了一定回来教你们！”

　　他的声音在洒满阳光的山谷中久久回响。就这样，这个贫困大学生向孩子们许下了他的诺言。“有的人一辈子收获不了一滴眼泪，可这一个暑假，我几乎每天都被感动包围，收获着泪水。”孩子们的泪水就像山泉沁进了徐本禹的心田。他知道，总有一天会长出新芽的。

　　从岩洞小学回到学校，他强迫自己不再去想那些孩子，成天埋头复习，准备考研。2003年春天，美丽的校园鸟语花香，一派生机。徐本禹以372分、专业第二名的好成绩考上了本校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四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变成了伸手可及的现实！当天晚上，他平生第一次失眠了。他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是满足自己和父母的愿望，还是实践自己向孩子们许下的阳光下的诺言？

　　经过一整夜的思索，第二天，他找到学院领导：“我要申请保留研究生学籍，去贵州义务支教两年！”

　　学院领导望着面前这个神情恳切的山东小伙子，却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在华中农大历史上，还未曾有过这样的先例。研究生招生指标是宝贵的教育资源，占着指标两年不用，而别人又不能用，这样公平吗？再者，这意味着你将推迟两年参加就业，少两年工龄和工资，经济损失至少四五万元，而两年后没准会实行交费政策，你还得额外支付数万元的学费。你是学经济学的，难道就不算算这个经济帐？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团中央西部志愿者计划并没有给学校分配贵州支教的指标，你如果到贵州就得不到“体制内”志愿者每月的生活补助，你将成为一个毫无生活来源的“体制外”的志愿者。这一切，你认真想过吗？

　　徐本禹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晚上，他沿着运动场跑了一圈又一圈，跑累了，就在草坪上躺下来。就在他看见头顶被繁星缀满的天空的一瞬间，他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即使读不成研究生也要去岩洞小学当一名支教老师。他一跃而起，到电话亭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鼓足勇气对父亲说：“我不想读了，我想去贵州当一名志愿者！”在电话的那一边，父亲很失落地叹了口气，默默地挂上了电话。徐本禹后来写道：“我非常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但我想父亲一定会支持我，因为儿子的选择是正确的。我对山区的孩子许下过诺言，我说了就一定要做到！贵州山区太贫穷了，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求化作一种力量，驱使着我无论如何要再一次走进岩洞小学。”

　　当时，徐本禹并不知道，学校已经开会研究了他的申请。学校认为，徐本禹的选择体现了当代大学生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可贵精神，支持他、帮助他，则是大学应当履行的职责。学校决定为徐本禹保留两年研究生入学资格，并在他义务支教期间为他提供必要的经济资助。

　　当辅导员把学校的决定告诉徐本禹时，他流下了感激的眼泪。在他看来，这是母校又一次帮助了他。

　　这一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他寝室里的电话几乎被打爆！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向他表示钦佩和支持，并踊跃为山区孩子捐赠衣物和文具。武汉地区别的高校还有学生来到华中农大校园里张贴寻人启事，寻找徐本禹，要同他一起奔赴贵州支教。华中农大附小的学生捐出自己心爱的图书和零花钱。武昌一位年仅17岁的保姆把身上仅有的200元钱捐了出来。一位家住筒子楼没有电话的阿姨为了能够联系上他，特地买了一张电话卡，托他帮自己带些衣物给山区的孩子。武汉理工大学一个贫困生用200元钱生活费给孩子们买了图书和玩具，托他捎去。华中农大的离退休老干部给他开了一个欢送会，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老党员把自己得到的优秀党务工作者的500元奖金捐了出来。学校的各个部门也纷纷给他开绿灯：打印室免费给他打印资料，照相馆的师傅义务为他冲洗胶卷，毕业生离校后宿舍原本要停电的，水电管理科特地等他走了以后才停电……

　　2003年7月16日，徐本禹带着社会各界捐赠的3000册图书和几大箱衣服登上列车，去实践他阳光下的诺言。随行的还有7名大学生。临行前，徐本禹从自己刚获得的6000元国家奖学金中拿出2400元交给辅导员崔蜜蜜老师，请她给自己一直资助的湖北沙市孤儿许星星每月寄100元作为生活费。

　　2003年7月17日，徐本禹一行抵达贵阳。在武汉和贵阳两地新闻媒体的帮助下，他们顺利达到了大方县猫场镇狗吊岩村。很快，这群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发现现实远比他们想象的严酷得多。这里不仅物质条件十分艰苦，而且是一个没有电，不通车，不通电话和邮路，寄封信也要跋涉18公里崎岖山路的信息孤岛；一日三餐一成不变的包谷渣和酸菜汤，缺油少盐，难以下咽，不时还有苍蝇掉进碗里；成堆的跳蚤和臭虫不停往身上爬，咬得人浑身疙瘩，无法入睡……

　　伙伴们一个接一个病倒了，继而一个接一个离去了。到8月1日，徐本禹发现，大山里就只剩下自己一个外乡人了。曾因为志愿者的到来飞扬着歌声笑语的山寨，现在又因为他们的离去变得寂静。

　　文化差异造成的心理隔膜和话语障碍使徐本禹难以融入当地的环境。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无助的蚕蛹，被孤独和寂寞紧紧包裹着。对从小吃惯了苦的徐本禹来讲，艰苦的生活并非不能忍受，而内心的孤独和寂寞才真正令他痛苦万分。没有人交流，没有人倾诉，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他就拿出山外的来信和贴着亲人、同学照片的相册，一遍遍地读、一遍遍地看，常常不知不觉流下眼泪。

　　支教工作也远比他预计的困难。岩洞里的教室非常昏暗，上课时，老师的讲课声、学生的说话声交织在一起，在岩洞中共鸣，显得十分嘈杂。他每周要上6天课，每天上课时间8个小时。除了教语文、数学外，还要教英语、体育、音乐等。学生基础极差，对外部世界全然无知，写一篇200多字的作文有几十个错别字是很普遍的现象。全班40名学生没有一人知道焦裕禄和孔繁森，只有4个人听说过雷锋。学生的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很差，有时一个简单的问题讲了一二十遍他们还是不懂。

　　更让他焦心的是那些旷课和辍学的孩子。贫困使乡村小学的入学率和巩固率极不稳定，孩子们随时可能辍学。每到课余或周末，他就要挨家挨户动员那些旷课和辍学的孩子回到课堂上去。2003年12月8日，天上飘着雨雪，十分寒冷。何福洋和他的弟弟何伟都没有来上课，徐本禹踏着泥泞，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他们家，问他俩为什么不去上学。“我们没有鞋穿。”何伟说，说完兄弟俩哭了起来。当徐本禹把目光投向他俩沾满泥巴的小脚时，心里一阵刺痛：我穿着皮鞋还冷，而他们却打着赤脚，他们怎么能够受得了啊！“你们想不想上学？”他问。兄弟俩使劲点头，哭得更厉害了。徐本禹给他俩布置了作业，然后返身跑回住所，拿了50元钱送去，让家人给他们买双鞋穿。

　　在精神和物质双重匮乏的山村，他更多的时候感到自己是在挣扎。一次，徐本禹回到母校华中农业大学做了一场报告。他站在讲台上，拿着话筒的手在颤抖，嘴唇嗫嚅着，半晌说出了第一句话：“我很孤独，很寂寞，内心十分无助和痛苦，有几次在深夜醒来，泪水打湿了枕头，我感到自己快坚持不住了……”本以为会听到激昂的豪言壮语的同学们惊呆了，沉默了。许多人的眼泪夺眶而出。报告会的第二天，徐本禹只身一人悄然返回狗吊岩，回到他牵挂的孩子们中间。“只要跟孩子们在一起，我就会感到充实和快乐。”他说。

　　2003年春，一直关心徐本禹的贵州团省委将他补入贵州省扶贫接力计划，每月发给他400元的生活补助。但他节衣缩食，省出大半用来资助当地孩子和老乡。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岩洞中的小学因徐本禹的到来开始迅速发生变化。孩子们可以听懂普通话了，甚至可以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与人交流了。来上学的学生也多了起来，原来只有140人，现在超过了250人。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也有了明显提高，作文的篇幅长了，语句顺了，错别字也少了很多。数学参加全县统考，最高分原来只有83分，现在提高到99.5分。更让他开心的是孩子们有了越来越强烈的求知渴望，只要他走上讲台，一双双清澈透亮的眼睛就一眨不眨地望着他。

　　2004年春，大方县大水乡党委书记沈义勇邀请徐本禹去做了一场报告，并领他参观了这个乡的大石村。大石村看到的一切让徐本禹寝食难安。与大石小学相比，狗吊岩村为民小学简直算是天堂了。于是他又转到大石小学支教。大石村是一个深深掩藏在大山褶皱里的小山寨至今不通公路、不通电话、不通邮路，放眼望去，满目石丛，石头缝里只要有一捧土，勤劳的村民都要种上一棵玉米。去年全村人均收入仅300元，劳作一年，收获粮食仅够吃半年，不足部分靠政府救济。大石村民风淳朴，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人文传统。村里的小学建于1943年，原名“国立大石小学”，至今已有60余年历史。现在小100多名学生在一栋摇摇欲坠的破木楼里上课。教室用竹篱分隔，透光透风。屋顶大面积破漏，用塑料布和硬纸板遮雨。地板早已磨得凹凸不平，四处开裂，嘎吱作响，走在上面令人提心吊胆。教室里光线昏暗，课桌残缺不全，学共有6个年级、6个班，孩子们用破木板搭在两端的课桌上，挤在一起上课。在这里，徐本禹用稚嫩的肩膀，扛住了倾颓的教室，扛住了贫穷和孤独，扛起了本来不属于他的责任。

　　2004年6月26日，华中农大的教授彭光芒和一位教师来到了贵州省大方县。他们看望了徐本禹，考察了猫场镇狗吊岩小学和大水乡大石村小学，深受震动。归来后，他俩把在大方县拍的照片选出100幅，配上简要文字，以《两所乡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为题发到了网上。接下来的事情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仅仅几个小时的工夫，存放照片的服务器就因为访问量过大而发生堵塞，跟帖的数量急剧增加，不少热心的网友更是将这篇帖子整理后发到了国内外各大论坛。从发出帖子的7月11日到7月20日短短9天，这篇帖子在各个网站点击总数就超过了百万！很多网友是流着眼泪读完这篇帖子的。他们在跟帖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感动”。

　　2005年2月25日，我带着中央电视台—7《乡约》摄制组，沿着徐本禹的足迹，走进了地处云贵高原乌蒙山区深处的贵州大方县大水乡大石村，拍摄《播火者——徐本禹》。在七天紧张拍摄当中，我们经历了蒙蒙的春雨，也经历了茫茫的冬雪，在最后一天，一个奇迹出现了。 　杨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