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档案：郝劲松，男，33岁，山西忻州人，中国政法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修刑事诉讼。从去年夏天开始，他先后7次将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北京铁路局告上法庭，原因是在火车上购物和地铁如厕时未能要到发票。在打这些官司时，他创造了3个第一，他第一个“因火车销售商品不开发票”将铁路告上法庭；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火车站退票不开发票；第一个举报地铁收费厕所不开发票。他也因对“打破行业‘霸王条款’起到了一定作用”而入选“2004年构建经济和谐十大受尊崇人物”。4月中旬，记者前往首都采访了他。

　　到达北京时，已过晚上11时。跟朋友联系住处时，不小心泄露了职业秘密。热心的出租车司机问我到北京采访什么，我告诉他自己是专程前来采访郝劲松的，司机显得很兴奋，用特有的北京腔问：“郝劲松，就是多次状告中国铁路和北京地铁的那个吧？我特佩服那伙计！”听说郝劲松是地地道道的山西人后，这位的哥由衷地说了一句：“山西人了不起！”我心中突然涌起一种自豪感，为郝劲松是山西人，也为自己是郝劲松的老乡。

　　天安门前激情飞扬

　　按照预先约定，我们次日中午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鸭王饭店见面。中等个、小平头、夹克上衣、休闲裤、半新的皮鞋，一副典型的学生模样，当郝劲松微笑着走过来的时候，我隐约对他的形象感到失望，心目中，他应该是高大英俊的。但就在与他握手的刹那，我感受到了一种北方汉子固有的坚定和力量。采访地点是郝劲松自己定的，采访就从他为什么选择这里开始。

　　记者：北京这么大，你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和我暂住的十里河距离鸭王饭店都不是太近，你为什么要选择在这里见面？

　　郝劲松：首先，鸭王饭店主打食品是烤鸭，而北京烤鸭举世闻名，不是有种说法吗，到北京不吃烤鸭不算来过北京，用北京名产来招待山西来的朋友，一直是我的一个心愿。

　　其次，我从来不邀请媒体朋友去我们学校，因为我与中国铁路以及北京地铁打官司，我只代表我自己，我不代表我的学校，也不代表我的同学。这也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鸭王饭店距离天安门广场很近。我虽然身居北京，但由于忙于学业，平时很少出去闲逛。但我对天安门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站在天安门城楼前，用心去体会她的庄严和肃穆，你就会产生一种为祖国贡献青春甚至生命的激情。所以，适当的时间，我会去天安门前转一圈。

　　记者：这种冲动源于什么时候？从小？首次来京？还是到北京工作之后？

　　郝劲松：长大以后吧。我的成长经历和咱们山西的一般青年没有什么两样，按部就班地在家乡读完小学、中学，1990年考上大学，毕业后在一家金融单位工作，2001年跳槽到北京。2004年考上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主修刑事诉讼。

　　记者：金融在当今社会来讲，也算一个热门专业，你为什么要放弃金融而选择法律呢？

　　郝劲松：原因很简单，就是想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的人拥有法治的思维和观念。根据宪法规定：任何党派、团体及组织、个人包括政府和军队都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未来的中国什么最大，肯定是法律最大，只有法律最大，一个国家才可以真正称得上是法治国家。而建设法治国家，必须有一些人站出来，宣传和普及法律知识。

　　公益诉讼乐此不疲

　　郝劲松从2002年开始，就向铁路索要发票，但多次索讨，都没有结果。他意识到铁道部及其下属的全国各铁路客运单位有偷税漏税的嫌疑，于是在2004年5月18日向国家税务总局举报中心递交了举报材料。但在法定期限内，国家税务总局没给予回复！2004年8月8日，郝劲松以国家税务总局不作为为由，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后一发而不可收：

　　2004年8月16日，状告北京地铁收费厕所不给发票；

　　2004年10月13日，状告北京铁路局火车餐车不开发票；

　　2004年11月初，状告北京铁路局火车退票不给发票；

　　2004年12月底，状告地铁复八线花费纳税人的钱，却不为纳税人设计厕所，属设计缺陷；

　　2004年12月底，状告太原铁路分局和石家庄铁路分局火车售货不给发票；

　　2005年2月，第三次状告北京铁路局火车售货不给发票。

　　但直至目前，这7起官司，只有北京地铁收费厕所不给发票一案胜诉。

　　记者：宣传和普及法律知识的方法有很多种，为什么你单单采用公益诉讼这种方式呢？

　　郝劲松：因为公益诉讼一方面可以促进国家税收，税收是国家的命脉，点点滴滴的小额税收积累起来，可以解决国民生活中的许多大事；另一方面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索要发票，可以提高维权意识。

　　记者：打了7次官司，仅有一次胜诉，有没有失败感？

　　郝劲松：没有，反而觉得自己胜利了。我状告铁路餐车、火车售货不给发票，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败诉了，但是从今年3月起，铁道部已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列车上必须配备发票，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比我本身的胜诉影响深刻得多。再有，现在北京地铁厕所，小额发票随手可拿，这更是一种胜利。

　　记者：诉讼是你打破不合理现象惟一的方式吗？

　　郝劲松：不是。我常常寻找各种机会、各种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

　　不过，我发现，起诉是公民发出声音的最有效途径。

　　称我“刁民”我很反感

　　现在，随便哪个网站，只要一键入“郝劲松”的名字，就会出来一连串有关他的信息，郝劲松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名人”。人出名了，各种声音也纷至沓来，褒贬不一。

　　记者：有人说，郝劲松是利用犄角旮旯的逃税问题来“炒作”自己，还有人说郝劲松其实就是个“刁民”，你怎样看待这种说法？

　　郝劲松：说我炒作是因为站出来的人太少了，如果有1000个人站出来打官司，肯定没有人说郝劲松是炒作自己了。话又反过来说，我没必要炒作自己，从去年跟一些垄断部门打官司以来，我接到好多地方的来信或者电话，要我帮他们打官司，也有人劝我说，毕业后当律师吧，凭你现在的知名度，一定可以赚不少钱，但我的理想不是当律师，不是去赚钱，而是去高校当老师，去普及法律知识。

　　关于“刁民”的说法，说老实话，我不喜欢甚至是非常反感“刁民”这个词。什么是“刁民”，就是过去封建社会的一些不听从政府政令的人才是“刁民”。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大家都生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什么是“刁民”？谁又能够称别人是“刁民”？

　　记者：对于你的这些诉讼行为，许多部门和单位可能非常反感，甚至说你是故意找茬，你不觉得吗？

　　郝劲松：是这样的。他们认为我是在故意找茬，故意挑衅。但是，我却认为，我是在用法律武器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根本就不是什么找茬。这些部门有茬找，本身就说明他们侵犯了公众的合法权益。

　　记者：自古以来，老百姓对打官司都有一种躲避心理，能不打则不打，你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郝劲松：这也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种陋习，封建社会官场腐败，有了“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的说法。

　　记者：现代人倒不一定这样想，但都觉得打官司费时费劲，特别是一些司空见惯的不合理现象，大家都认为不值得去理会，既费时间又得请律师，得不偿失，所以就选择逆来顺受。

　　郝劲松：我个人认为，对不合理的现象沉默就是犯罪。

　　打官司实际上很简单，只要写清楚原告被告，写清楚事情过程就可以了，就只等着法院开庭了。自己也可以上法庭辩护，而且，行政诉讼费才80元钱，一般人都是可以承受的。别以为这样做没有意义，只要你的诉状属实，符合法律要求，对方就是有再大的实力，你也可以把他们拉到被告席上！

　　记者：有人称你为“王海第二”，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郝劲松：我认为我们俩根本没有可比性，大家都可以看出，王海是从经济利益出发，而我打的全是公益诉讼，诉讼费都得自己贴。

　　记者：你被评为“2004年构建经济和谐十大受尊崇人物”，与你一同入围的是李金华、潘岳、郎咸平等人，感到兴奋吗？

　　郝劲松：谈不上兴奋，但至少得到了安慰。在这10个人当中，我是惟一的学生，一个学生能与一些“重量级人物”一同登上“受尊崇人物”宝座，至少说明我的努力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和支持。

　　记者：你的努力和成果大家都看见了，但挫折和困难也可想而知，有没有想到过自己的力量太单薄了？

　　郝劲松：我目前最推崇的一句话是：“通过个案，打倒一个，解放一片。”怎么理解呢，就是通过一些个体案例，来打倒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对企业来讲，人民就是顾客，顾客就是上帝，为人民服务，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对政府职能机构来讲，人民就是纳税人，纳税人就是衣食父母，为人民服务是其法定的职责，不管你是什么国家部委，或者什么国家大企业，如果不能为人民更好的服务，甚至侵犯公民的利益，对不起，上法庭去说。到法庭上跟人民解释，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挥舞法律这把斧头，要有这样一种捍卫权利的意识，这样中国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

　　结账时，饭店服务员走过来彬彬有礼地问是否要发票，“当然要。”郝劲松说，口气毋庸置疑。我问他：“你现在消费所有的东西都要发票吗？”“当然不是，我只是在自己认为的强势商家面前，才去要，像一些连锁的快餐店、大商场。如果是天桥上卖鞋垫的下岗女工，你忍心向她们要发票吗？”我默认。

　　临告别时，郝劲松告诉我，“我对家乡的报纸，有一种天然的亲切，让我们加强合作，联手改变不合理的现象，改一个，是一个。”话还没说完，他的手机响了。对方是北京市发改委的工作人员，表示要对他举报的地铁违规收费做一个答复。郝劲松要求对方书面答复，理由是手机无法核实对方的身份，当对方表示为难，认为还没有对于这种问题做书面答复的先例时，郝劲松说：“那就从我做起。”口气义正词严。

　　告别后，郝劲松向天安门方向走去，他的身影很快消失在人流中。我突然莫名其妙地想起了一个网站评价他的话：“郝劲松平凡又并不平凡，孤单又并不孤单。”

　　本报记者杨文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