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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文江（作家，佛山市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
从现代城市的发展看，很多老建筑占地面积大，被拆掉建高楼似乎是难以阻挡的趋势，但若干年后回头再看像北京这样的古都，如果到处只剩高楼林立，再也找不到古老的文化气息，那留给后人的将是无法弥补的遗憾。这个矛盾如何调和应引起当局的高度重视。我祖籍浙江定海，谢晋曾被定海保护完好的古建筑所深深震撼，但当他要去那里拍摄纪念鸦片战争的电影时，却发现那些古建筑已被全部推平，这成了破坏古建筑的一个反面典型，谢晋为此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我觉得在当年“文革”的环境下，选择死可以理解，但活下来并非就没有气节。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原是颁予老舍的说法我也听过，虽未获确认，但我觉得是可信的。老舍的作品风格接近俄罗斯，他受欧美的影响很大，作品没有很重的政治色彩，所以更容易被西方所接受。目前我们国家每年都有近千部作品诞生，却拿不出真正的让世界承认的作品，所以不是人家亏待了我们，而是我们自己的水平还不够。
赵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经济史学会近代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传统城市不适合现代生活的要求，所以一个城市需要更新，但另一方面文物又需要保护，这是一个要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在这个方面，很多国家的做法是划出建筑风貌保护区，就是在旧城区划出一定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的旧建筑会得到完整的保留，对新建筑的风格也有明确的限制，以求保持这个区域内的建筑风貌。不过在我们国家，城市土地市场开放时间短，土地升值潜力大，城市建筑更新的速度过快，所以保护旧建筑的问题就容易被忽视。
从历史文化和人文景观的特点来看，北京确实需要保留四合院。但由于新旧城区的交织已成现状，只能保留一部分比较集中的、典型的或者建筑质量较高的（具有一定观赏价值的），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开发旅游资源。 李江涛（广州市社科院党组书记）
老建筑拆与不拆，要考虑到城市建设成本，还要依据《文物保护法》。不是所有的古建筑都不能动，但是城市改造应该把眼光放远，不应急功近利，要协调好。中山市在旧城区外建新城区的做法就是很好的例子。
目前用地矛盾在我国是个大矛盾，人均拥有耕地不到1.4亩，存在粮食供应问题；另一方面，居民居住地方也有限，因此旧城并非不能利用，需要改建的还是要改建。毕竟人类发展过程中，有些东西是无可奈何的，虽然大家都说有历史价值的要保留，但是急功近利的人和事还是不少。
高国杰（广州玖玖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对有一定历史年代的建筑（包括民居）的改造问题，一直以来都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专家学者的看法也不一致。
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而中国又是人多地少，居住环境比较拥挤，要改善就要建高楼，因此一个城市要发展，“拆旧”肯定少不了，因为“拆旧建新”在人类发展进程中是必然的，但一些有价值的、能体现城市特色的古建筑则应作为文物保留下来。
另一方面，“建新”的时候也不能乱建，不能“天下一大抄”，应该尽可能选择能体现本城市特色的建筑元素。
何国明（房产公司经理）
一般说来，国人比较忌讳谈论死亡的话题，特别是自杀，人们通常会认为人性懦弱才会去自杀。舒乙先生很坦然地谈起其父自杀的原因，是因为老舍并非懦弱，而是因为他将自己的艺术生涯看作自己宝贵的生命一样，如果他的艺术生涯无情地被剥夺的话，那他肯定会毫不迟疑地选择结束生命。在那个时期，杂文家兼剧作家吴晗、历史学家翦伯赞、京剧大腕马连良等都是这样结束自己生命的。上图：上期《田炳信·深谈》（2005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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