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省金堂县白果镇光辉村1组村民付利松将不满6岁的儿子支出去后，关闭院门，在家用炸药将自己炸死。周围村民说，他是因为得了绝症无钱医治而自杀的。

　　这条消息登到报纸上，血淋淋不堪卒读。但是，就笔者所见所闻，农民患病无钱医治而自杀身亡并不鲜见。笔者老家所在两个邻近的村子，就我所知，近几年已经有3位我熟知的壮年农民，因为患重病无钱医治，“自行了断”，其中两位劳动中摔断了腰椎，医院认为可能导致半身不遂，还有一位病因不详。这三位付不起治疗的费用，也不想给家庭造成拖累，就绝食数十天死亡。还有一位摔碎了骨盆的农民，医院说可能不能治愈。他回家绝食等死，但受不了饥饿，开始进食，卧床半年后自己恢复，现在还是家中主要劳力。农民得了病，能扛就扛着，能拖就拖着，实在治不好也治不起，就等死或选择自己了断。他们走向死亡所承受的长期痛苦，比起爆炸来也许更为强烈残酷。

　　据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近八年来，全国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分别增长13%和11%，大大高于人均收入增长幅度。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国家卫生投入严重不足，医疗机构被迫采取市场化方法，用涨价措施来寻求补偿。由于国家投入不足，政府监管部门对于医疗机构的涨价、乱收费行为因此失去了监管查处的底气，任其市场化。其结果必然费用上涨，穷人看不起病，享受公共医疗服务成为少数人的特权。

　　以农民为主的穷人看不起病甚至自杀了断，折射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严重的公平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字表明，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第188位，列倒数第4。卫生不公平突出在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个方面是资源分布不公平，二是制度设计不公平。

　　中国医疗资源不但不足，而且分布极为不均，卫生投入向大城市的大医院倾斜，80%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20%在较富裕的农村，贫困农村及偏远山区基本没有医院。农民有病被迫到城市大医院就诊，不说看病花钱，只交通，住宿，吃饭等等支出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对大城市的陌生也增加是农民进城看病的障碍。这样就把包括农民在内的穷人挡在大医院的门外。

　　除了资源配置不公平外，制度设计更不公平。中国享有医疗卫生保障的人只占15%，85%的人没有医疗卫生保障。当城市职工大多实行了国家强制性的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时候，农民仍然完全由自己承担医疗费用，曾经实行的合作医疗早已阶解体，而新的医疗保障的建立遥遥无期。农民医疗和健康处于听天由命，自生自灭的状况。农村孕产妇、儿童死亡率分别为城市的1.9倍和2倍以上，城乡居民的寿命分别为75.2岁和69.5岁，数字可以说明这一切。

　　生命健康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权，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和“保护人民健康”；同时，我国宪法把平等权列为第一项权利。这就是说，第一，国家必须向人民提供卫生健康的公共服务，第二，国家必须一视同仁地提供这种公共服务。这种服务决不能因为地域职业身份户籍等等不同实行区别对待。具体来说，国家必须在医疗资源的配置和投入以及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设计方面，实行公平政策，使全体人民，不分城乡，部分穷富，都能享有基本的医疗服务和起码的医疗保障。在目前，如果国家没有财力提供更多的服务，也至少应该保证起码的公平服务。这不但是国家担负的法律和道义责任，而且也是保持凝聚力，向心力和长治久安和谐稳定的根本要求。（本栏目所有文章均为本网特约评论员撰写，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欢迎投稿，一经采用，按稿计酬。请勿一稿多投。投稿信箱)( 梁发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