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石破

　　中篇：“造假”情结

　　河南商人能给自己烧一把火吗？

　　今年元月初，新华社、《人民日报》等首都15家新闻单位评选“2000年中国十大新闻”，其中一条是：“11月下旬到12月初，河南省棉花造假案和‘有毒大米’案被相继曝光。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紧急行动，有力打击‘假棉花、毒大米’等造假活动。”连续两起假货大案轰动全国，河南市场“一假再假”引人关注，河南商品甚至河南人的形象一再蒙羞，代价沉重。

　　河南是个大省也是个穷省，百姓生活水平普遍不高，从内心来讲，他们对假冒伪劣的东西并不排斥——因为价钱便宜。90年代初，当“河南巩义市假电线泛滥”的消息被媒体披露后，大批商贩蜂拥而至，抢购假电线。在河南乡下，有的人甚至专门买假烟吸、买假化妆品抹，会造假的人被乡亲们视为“能人”。在省会郑州，汽配市场里的假冒伪劣产品占60%以上，因其价格低廉，一些公车司机就有意装配假货，志在贪污。

　　去年年底，郑州的《东方家庭报》曾打算推出一个“‘放心街’打假系列报道”，并专门组织了“打假小分队”，去郑州市的“购物放心街”——北二七路上捉假。不料想，“系列报道”刚发出第一篇就夭折了。

　　当“打假小分队”的记者去某职能部门联系下一步执法检查事宜时，该职能部门领导人气愤愤的，指责《东方家庭报》的打假报道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记者追问究竟，该负责人举例说：“某商场是国有企业，国企有困难。即使在经营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应该私下解决……”

　　10年前，当“温州鞋”变成“劣质鞋”的代名词时，温州商人敢于在杭州武林广场放一把火，烧掉成千上万双劣质鞋，宣告温州人从此与假冒伪劣彻底决裂。然而，河南商人却绝难向自己烧起这样一把大火。

　　有个商场副总曾向记者讲起郑州著名的“打假斗士”刘氏兄弟去该商场打假的故事：

　　“……刘氏兄弟看见钟表柜有假雷达表，就跟营业员说：‘我想买手表送礼，你一共有多少？’营业员说有两箱，小刘说两箱我全要了。他俩提着表，先去雷达表专卖店，请人家鉴定。专卖店说表是假的，刘氏兄弟马上就去技术监督局，领着他们来找我，说你这是假货，我们要处以50倍以上罚款！

　　“我说大家做生意都不容易……几十块钱一只表，顾客肯定知道是假的。知道是假的他还买，说明顾客也有这个需要。你别管它假不假，能看时间就行。好说歹说，技术监督局的人说不行，起码罚款5000元！刘氏兄弟也说：‘我们就是干这个的，你一点儿不表示，以后我们怎么去别的商场索赔呀？’我说这样吧，你们跑这一趟也够辛苦的。小刘买的两箱表，我把钱退给他；我再出1500元，你们跟小刘看着分分吧……就这样把他们打发走了。”据该副总说，他们那个商场卖的绝大部分商品都是假货，“技术监督局的人知道，有时候也来查”，他们就把假货先撤下柜，等检查人员走了再摆上。如果假货来不及撤离，就会被检查人员没收，但“一般不会罚款”。如今，刘氏兄弟中的弟弟刘政权说他已厌倦打假生涯，在洛阳开起了照相馆。他说：“刘政权”这个名字容易让人想起他以往的“打假斗士”身份，“对自己做生意不利”，所以毅然改换了名字。

　　河南籍作家李佩甫在刻画河南风情的长篇小说《羊的门》中，曾提到一个“造假亿元村”村长的辩白：

　　“要叫我说，(香)烟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毒害人的。那么，真的，就是真毒；假的，就是假毒。相比起来，是假毒好呢，还是真毒好呢？再说了，烟总归是一股烟，冒冒气而已。我这里真也罢假也罢，养了多少人呢。别的不说，光镇上的干部养多少？工商、税务又从我这里拿走多少？……”

　　这种观点，在河南的许多造假、卖假甚至打假者心中，都堪称一种共识。

　　“抢救”假货

　　通常，各级稽查部门查获了假冒伪劣商品，一般的处理方法有两种：一是当众毁掉：用大火烧、开轧路机轧……然而假冒伪劣的东西好歹也是件东西，这么毁掉，谁都会认为很可惜。今年“3·15”，驻马店市工商、技术监督等部门将去年10月份以来联合打假查获的大批假冒烟酒、食品、饮料等20多个品种的假货集中到驿城区北垃圾场进行销毁。

　　“真是心疼人！真是心疼人！”大门外久等的人们，看着院内熊熊燃烧的火焰顿足长叹。下午3时26分，锁着的大门打开了，苦等数小时的人们兴奋地冲进垃圾场，不顾被烧伤的危险从火中疯狂“抢救”正在燃烧的假货。

　　余火还在燃烧，他们不顾烟熏火烤勇猛地在火中刨找，将刨翻出来的一条条假烟、一瓶瓶假酱油、一件件假冒电器等装上人力三轮车，火速运到大门外卸下，然后快速返回继续刨找。下午5时，“抢救”行动结束。这群“火中取栗”的勇士共“抢救”出假酒300多瓶、假烟100多条、假冒兽药“驱虫霸”300多袋、其他假冒商品近4000件。勇士们欣喜地说：火中抢回的假货，烧损严重者自用，未烧损及烧损较轻者廉价卖给别人。火中抢救一个多小时，每个人救出的东西都能卖百元左右。

　　第二种处理假货的方法，是把它便宜点儿卖掉。关于这种方法的实施，《羊的门》里也有一段生动描述：

　　“一旦处理假烟的风放出去，整个县城就像炸窝了似的，买烟的竟然如此之多！连县委、县政府的干部们也都是一箱两箱、三箱五箱的争着要。说起来，也都明明知道是假烟，可这假烟的赚头太大了，只要弄出去，换一个地方，出手都是钱哪！谁还管它是真是假？县里的干部，沾亲带故的谁没有一两个做生意的亲戚？于是就人托人、脸托脸地找来了……开始的时候，是谁要都给，后来一看不行，就由范骡子(查处假烟行动的负责人)批条，让人去稽查大队买。后来批着、批着，范骡子也顶不住了。找来的领导、熟人太多，有的甚至连钱都不给，就成箱成箱地把烟弄走了。于是，范骡子心思一动，就弄了两个内部价格，一个价是由他批的，这个价略高一些；另一个更为便宜的价格得让县委书记呼国庆亲自批。一出现两种价格，县里的干部们都把买假烟当成了一种‘福利’，你给亲戚帮忙，我也给亲戚帮忙，你能找书记，我也能找，一时，人们蜂拥而至，都来找呼国庆批条子。连市里的一些干部也不断地写条子来，条子都是写给呼国庆的。这么一来，找呼国庆批条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在这段时间里，连县里的一般干部的吸烟档次都普遍提高了。干部们无论大小，只要见了面，你掏出的是‘红塔山’，我掏出的就是‘阿诗玛’，他一掏又是‘大中华’……谁也分不清是真还是假了。气得一个很有实权的银行行长直骂大街：‘我×！我一盒几十块，他一盒才几毛钱，掏出来还××一个样！跟谁说理呢？！’”

　　造假之风盛行，原因之一是缺乏品牌意识——缺乏维护某一品牌神圣不可侵犯的历史传统。很多人(造假者、监督部门、消费者)认为只要东西是真的，即使牌子是假的也无所谓。滑县的“道口烧鸡”闻名全国，滑县城里就到处可见“正宗道口烧鸡”的招牌，谁看了也不以为怪；开封的“天下第一楼”包子是中原美食一绝，但现在不但开封，就连郑州都有好几家互不相干的“天下第一楼”包子在热卖。如果你抢了别人的商品当成自己的来出售，你的行径肯定会为众人所不齿；但若你抢过别人的牌子，贴在自己的商品上卖，大家就都会觉得“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原因之二，是河南对品质观念不够重视。即使东西不是真的，但跟真的差不多，就也会心安理得地卖给别人。比如拖拉机和推土机“差不多”，就有人把旧拖拉机改装成推土机来卖；从下水道里打捞出来的“泔水油”跟色拉油“差不多”，就有人把“泔水油”提炼成色拉油出售……

　　当然，也有一部分造假者曾刻意“追求”品质，但他们并非是想通过全面质量管理，来生产出一流品质的产品，而是千方百计追求虚假的“品质”，如大量掺杂“增白剂”使劣质的面粉看起来显得雪白，大量使用花生油、白蜡油使陈旧的大米看起来显得鲜亮等等。这些商品表面的“品质”越好，顾客也就受害越深。

　　原因之三，是在河南商人心中，还没有普遍确立起经商的信用观念。信用体系脆弱不堪，假货就必定会大行其道。

　　讨“压岁钱”的闹剧

　　有一则点评各省百姓口碑的帖子，其中对河南百姓的评价是：“河南人兼具农民的狡黠、土匪的泼皮、奸商的毒辣、传统官僚的厚黑和流氓无产者的无所不为。”

　　这当然只是一小部分河南人的形象，但却影响着河南人的整体声誉。身为9000万河南人民之一员，猛然听到这个评价，笔者也颇不服气，然而看到河南报业网今年2月13日的一则报道，把上述这部分“河南人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哑口无言！报道说：2月5日，在河南省栾川县境内的209国道上，当有汽车经过时，一群群穿红戴绿的男女蜂拥而上，占据公路，“十来个男人在路中间架起锣鼓，面对汽车敲将起来，十几个女的则随着鼓点，在路上扭起秧歌。车刚停下，路两侧又杀出二三十个小孩，四面围住汽车，一边不停作揖，一边念念有词：“我给叔叔拜个年，叔叔发点压岁钱！”敲鼓的男人则喊道：“一个小孩最少20元，少了不行！”过往司机无奈，只得掏出腰包，逐个儿给孩子们发“压岁钱”。

　　这种“讨压岁钱”式的剪径，也算是有点创意的策划了，因此，它一出台便惹来附近村寨的人们群起效尤。据一名司机讲，在栾川县境内32公里路段，远的不过千米，近的不过二三百米就有一“狂欢卡”，本来几十分钟的路程，他跑了两个多小时，支出“买路钱”400余元。

　　这名司机说，在山川乡一个叫寨子的村边过“卡”时，他劝那些成人：“你们这样做，对孩子影响多不好！外地人看了，会给咱栾川留下啥印象？”这时，一个敲鼓的青年走到他跟前，掂起鼓槌朝他前胸连擂几下，他疼得龇牙咧嘴，但不敢理论。那青年一把从他手中抢去钱，挥舞着对众人喊：“不信他不服气，咱就专治这难缠人。”

　　无故遭劫、一心劝善的司机倒成了“难缠人”，可见劫道者“理直气壮”的感觉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形形色色的造假行为

　　商业经济的本质就是信用经济。不守信用之人，不仅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今后的商业活动也将受到限制，并终将在市场经济秩序的发展、完善中被横扫出局。

　　车水马龙的江北“金牌米市”，毒米事件曝光后转眼间成了“死市”，大米日交易量由原先的400多吨陡降到几十吨。几天前0.5公斤还能卖1.1元的好米，现在跌到七八角都没人要。看着新米无人问津，众商户欲哭无泪，一些稻农甚至卖起了稻草以贴补家用。

　　因棉花加工而兴盛一时的尉氏县白坛镇和大桥乡，红火景象也尽成陈迹。各地客商对尉氏县“全国优质棉生产和出口基地县”的金字招牌也深疑不信。以前，尉氏棉价比周边地区高出一成，现在不掺假的好棉也没人要，尉氏棉纺织工业刚刚兴起就陷入困境。

　　与生产、出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径相比，还有一种更直接、更恶劣的造假行为，它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害也更大。

　　1996年，河南三星公司的总裁李国法声称他自创了一种“弹性营销”的经营方式，每人只交1～2万元，便可以成为该公司的名誉员工，除可选择公司商品推销外，所交抵押金的回报率高达20%！

　　短短3年，三星公司名誉员工发展到了3万多名，仅郑州铁路局系统就有4000余人入伙，涉及铁道部驻郑单位、路局、分局、基层路段等。有人暗地挪用公款，购买多份金卡、银卡，公司聚敛资金近9亿元。由于这些资金90%以上被借出、挥霍或投资亏损，“名誉员工”们损失惨重，有人甚至跳楼自杀。

　　令人痛心的是，以诈骗为目的、给投资人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在河南并非只有李国法和他的“三星”神话。“百花”、“三仁”、“读来读去读书社”等一批以非法吸储为手段的公司相继破产或被查封，无一例外地造成了投资人的惨重损失和社会的剧烈振荡。

　　1996年至1998年，以李建为首的“百花”实业公司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先后注册和骗取注册了10余家公司，并非法以这些公司的名义，以高息为诱饵，采用与会员签订“营销协议”等方式，非法向公众吸收存款。为骗取群众信任，还伪造、盗用他人照片，捏造事实，制作、散发虚假广告图册，至1998年5月案发时，共吸收存储资金3亿余元。案发后，李建等人携巨款逃跑，大肆挥霍，一年后方被捉拿归案。

　　河南商界的造假之风，实际上弥漫于商业经营的多个层面。洛阳丹尼斯量贩店在开业前8次申报安全检查都未通过，却在火灾发生前两天通过电视宣布开业条件均已具备，并即将开业，难道这不是一种造假？郑州银基商贸城领导在小浪底英雄王凤兴被媒体炒作后，大张旗鼓地将其聘为银基的“终身员工”，但当王凤兴触犯到银基领导的切身利益时，又将这名上岗才半年的“终身员工”就地解聘，难道这不也是一种造假？

　　去年12月24日夜，一场发生在洛阳东都商厦地下室丹尼斯量贩店的大火，无情地吞噬了在大厦四层歌舞娱乐的309人的生命。

　　丹尼斯百货的老板王任生，是一个从台湾回大陆投资的河南籍商人。最初，他在洛阳开工厂，以做圣诞灯起家，后又到郑州开办“丹尼斯百货”，因模仿台湾“好又多”，搞起了量贩，一时生意兴隆，便致力于扩大分店数目，位于东都商厦的丹尼斯量贩是他在洛阳发展的第2家分店。

　　12月24日夜，为庆祝即将到来的开业，丹尼斯量贩在东都歌舞厅招待洛阳市老城区的工商、税务、公安、技术监督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洛阳人酷爱跳舞，那一夜，这小小的舞厅里一共聚集了400多名欢度平安夜的男女。王任生，这个在洛阳做圣诞灯起家的商人万万没有想到：千禧之年的平安夜，圣诞老人会在洛阳给他开了一个如此残酷的玩笑！

　　由丹尼斯量贩雇用4名无证电焊工引起的这起火灾，原本只算中型火灾，大火只烧及两层地库及一楼，而且3小时后便被扑灭了。但由于大厦设计不当，没有通风口，整幢大楼变成了密封的炼狱，浓烟循环不息，歌舞厅内300多人不是被烧死，而是被烟火窒息而死。毫无疑问，这样的火灾纯粹是人祸，与天灾无关。

　　近两年，东都歌舞厅历经洛阳市消防部门18次检查，4次下达整改通知书，甚至在今年12月中旬还勒令其停业；丹尼斯量贩店开业前申请安检，连续8次都未过关，但是在案发前两天，量贩店即将开幕的消息却透过洛阳电视新闻告知群众，显示出背后并不单纯的隐情。这边厢，洛阳丹尼斯量贩弄虚作假想要开业，却被一场大火葬送在平安夜；那边厢，郑州丹尼斯量贩也遭遇无妄之灾，被纷至沓来的骗子们持假购物券骗去了60余万元商品。12月31日，丹尼斯向警方报案。警方随即蹲点，抓获了6名犯罪嫌疑人。经讯问，这6人供述自去年12月份以来用假赠品券在丹尼斯骗走黄金、空调、手机、烟酒、服装等价值10万元物品的犯罪事实。

　　再说“银基”

　　今年元月12日，当郑州银基商贸城的下岗职工王凤兴坐在北京电视台“荧屏连着我和你”演播厅里热泪长流时，他脸上那迷茫、悲凉、无助的神情深深地打动了观众。

　　一切源于1997年3月28日的那次举报。在此之前，王凤兴是个来自洛阳农村的打工者，在黄河小浪底工地，每月有着1000多元的收入。但他有点儿“爱管闲事”，看到自己的工长偷工减料，就向上头举报。这一次举报为他换来了惨遭“解聘”的报复——这肯定是他所料想不到的。

　　但是接下来的困惑，将更是他所料想不到的：因为小浪底是举世瞩目的国家重点工程，又因为王凤兴所举报的是外籍工长萨巴多，嗅觉灵敏的记者追踪而来，全国100多家媒体争相报道他的事迹，并给王凤兴戴上了“民族英雄”的桂冠。

　　在媒体的炒作风中，郑州银基商贸城总经理带着媒体记者“三顾茅庐”，聘请王凤兴为该商城的“终身员工”。第一顾，王凤兴不敢相信这“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因为这与他在小浪底工地的遭遇反差太大。第二顾，王凤兴相信了，感动了：“‘银基’聘我为‘终身员工’，我也要把‘银基’当成我的家，当牛做马也要报答‘银基’的恩情！”第三顾，“银基”总办主任开着小车，把他的铺盖卷儿撂到了车上，拉着他直奔郑州。

　　大概，银基商贸城的领导是想表示与小浪底工地在用人方面的“天壤之别”吧，王凤兴被特聘为“银基”的“工地总督察”！

　　被感动得一塌糊涂的王凤兴，一来苦苦寻思如何“当牛做马报答‘银基’的恩情”，二来也是“英雄人物”的惯性使然，上任一周，便“立功”两件：一是在工地上抓获小偷一名；二是发现单位购买的两台微机价格昂贵，经查是有人吃了回扣。如此突出的“战绩”，实也不辜负银基商贸城领导的一片苦心。

　　可惜的是，王凤兴又想错了。他抓到的“小偷”是商城总经理的亲戚；他查出的吃回扣者是“银基”的另一个领导——“报答恩情”变成了给“恩人”“添堵”，无怪乎一周后他就被调到商城保卫处；在保卫处没呆3分钟，即又被“发配”到南关街办事处。

　　能为银基商贸城增光的“英雄”又变成了一只“烫手山芋”，“银基”领导一定也体会到小浪底工地负责人的苦衷了吧？接下来，自然也是重演一年前小浪底的那场解聘戏。

　　王凤兴的困惑又要升级了：原来你们说“不需要你的文化，也不需要你的技术，要的就是你这种精神”，现在你们对着电视镜头骂我“精神不正常”、“缺心眼儿”；原来你们说“银基就是你的家。你的困难，能解决的我们给你解决，不能解决的想办法也要解决！”现在正当我女儿出车祸、没钱住院治疗时，你们一脚把我踹出去了……

　　“不沉的航空母舰”

　　如果认真追究，那些红透河南半边天的商界“典型”、“新星”、“红旗”等等，究竟有几家是名实相符、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

　　郑百文，这个昨天还号称“全国商业批发行业龙头老大”、“国企改革一面红旗”的典型，其实根本不具备上市资格，为了上市，公司几度组建专门的做假账班子，把各种指标准备得千妥万当，把亏损做成盈利报上去，蒙混过关。

　　90年代初，为了扩大三星的名声，吸引更多投资者上当，三星总裁李国法授意在国内媒体上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三星公司的报道。三星公司被省内外媒体吹嘘成“不沉的航空母舰”、“河南商界的一颗新星”。

　　同样，有人大言不惭地将亚细亚连锁集团比作“中国商业的泰坦尼克号”。但泰坦尼克号的设计、质量虽有着致命的缺陷，却也不无可圈可点之处。“亚细亚”堪与泰坦尼克号相比的只有庞大的外形及沉没的遭遇。然而这艘“商业巨轮”根本就像是用硬纸板拼凑成的，一下水便散架、泡汤了，用不着再劳驾“冰山”来撞沉它。

　　假是市场经济的大敌。只要造假行为仍然在河南市场上横行无忌，河南的市场经济秩序就难以规范起来，河南商人们就只有继续在污浊不堪的“初级阶段”泥淖中混战不休，受累无穷。

　　下篇：“大跃进”和“革命生”

　　“今日起志高眼发亮”

　　以经营杂货铺的理念来经营现代商业，会导致两个极端行为，一是安贫乐道，或小富即安，不思进取；二是一旦企业经营有点儿起色，马上自信心膨胀，想做“全国第一”甚至“世界第一”。

　　曾经在不同阶段红火过一阵子的河南商人们，都很喜欢“超常规发展”的提法。“亚细亚”的发展规划里，有过“2000年，在全国各地开设325家连锁店，年销售额达到500亿元，在全国商界排名第一”的豪言壮语。为此，它把人马撒向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选址，并创造了平均每4个月开业一家大型商场的成绩。然而它倒闭的速度比开业的速度还快：从1997年开封亚细亚商厦关门，到1999年北京南三环亚细亚超市停业，创下了每3个月倒闭一家分店的记录。

　　“红高粱”曾打算于2000年在世界各地开2万家连锁店，与世界巨头“麦当劳”一决高下。1997年，“红高粱”在全国20多个城市全面铺开，然而“喜鹊未报乌鸦叫”，这些分店很快就相继夭折，连锁大厦在创建之初便倒塌了。截至1998年底，“红高粱”投资兴建的各地分店相继倒闭，负债总额高达3600万元。

　　随着巨额投资化为泡影，乔赢越来越急于找到新的投资，并越来越不择手段，终于坑了投资人，毁了自己。2001年元月，河南红高粱快餐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乔赢被郑州市金水区公安分局以非法集资涉嫌犯罪逮捕。据透露，乔赢等涉嫌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

　　“郑百文”更是从1996年起着手建立全国性的营销网络，在没有一份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大规模投入资金上亿元，建起了40多个分公司，最后成为背不起的“包袱”。它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一盘散沙，为完成指标不惜贩贵卖贱，硬是把1998年的配股资金1.26亿元也提前花完，并留下4亿多元的未收账款……一场好梦匆匆醒。1998年下半年起，郑百文设在全国各地的几十家分公司在弹尽粮绝之后相继关门歇业。惊回首，郑百文董事长李福乾叫声苦，不知高低：“原想着把公司扩张到一定规模，有能力去抵抗市场风险，但扩张过快，基础不牢，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公司便摇摇晃晃地败下阵来……”

　　规律是让人们认识、把握和遵循的，不是让人来“超越”的。当然，如果你对规律的认识非常充足、非常透彻，在这个基础上猛跨一大步，短暂地“超越”一下也不是没有可能。然而，如果你对规律根本没有什么认识和了解，便奢谈什么“超常规发展”，就像一个没学会走路的孩子刚下地就想跑，所体现出来的恰恰是你的盲目自大以及本质上的愚蠢。

　　1993年，在“郑州商战”表面红火热闹气氛的鼓舞下，河南省和郑州市明确了“将郑州市建设成为全国商贸中心城市”的规划。短短3年间，不仅新建了十几家大商场、上百家综合和专业批发市场，而且连“一年内破墙开店(即将临街房扒出门窗开杂货铺)54万平方米”也作为“商贸城建设突飞猛进”的成绩来大加宣扬。

　　任何地区的商业繁荣，离不开本地区“经济繁荣”这个强有力的支撑，从购物天堂香港到国内的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等，莫不如此。香港股市的每一次涨跌，都会立即影响到本地零售商业收益的消长，2000年，在整体经济复苏的带动下，香港的零售业总销售额比前年上升了8%。而台湾商业营业额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从去年9月份起，逐月下滑，12月比9月萎缩了266亿元，表明消费正趋向紧缩。

　　“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在本地区经济不景气、企业不能按时发薪、下岗职工生活困难、购买力十分低下、而外来旅游者也不太多的情况下，盲目地盖那么多大商场，欲搞“商贸城”，甚至要以商贸的兴旺来带动本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无异于是想建造一座“空中楼阁”。

　　自1996年起，郑州市的这些商场、市场、杂货铺相继陷入经营困境中，1997年，郑州商贸系统全系统赢利5万元；到1998年上半年，全系统半年亏损4500万元。马蹄声碎，喇叭声咽。众商家各想各的救命之道，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在接连尝试了连锁店、量贩、租赁柜台等招数仍无起色后，各大商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盯向了“外商”(外省商家和外国商家)，热辣辣地企盼“外商”们快来“救场”。经营快餐业的麦当劳、肯德基，经营家电业的北京国美，经营温州皮鞋的“百信鞋业”等等，均被郑州各大商场奉为座上宾，争相提供优厚条件，以期吸引入驻。

　　为了给国美和麦当劳腾地儿，郑州国际友谊购物广场不惜与原驻商户撕破脸皮，把他们撵到四楼、五楼，或干脆将其清理出场。而紫荆山百货大楼——这支当年“郑州商战”的主力军，如今不惜把自己的正大门让给麦当劳开快餐店，并以一副“嫁入豪门”的口气宣布：“世界知名品牌与国有大商场的完美结合，休闲购物与餐饮娱乐的错位经营，缔造出了麦当劳紫荆山分店温馨典雅的氛围、卓尔不凡的气质……”

　　“典型”的幻灭

　　河南素有“树典型”的传统。

　　1958年，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出在河南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名为“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该公社亩产仅三四百斤的麦田被浮夸成亩产3200斤，随之，相邻的西平县出现亩产7320斤的更大浮夸典型。《河南日报》、《人民日报》相继发了报道。从此以后，浮夸风越刮越大，还出现过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

　　继之，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新的浮夸典型不断涌现。河南商城县号称日产钢铁6000吨！为此，中央冶金部还在商城开了一次全国大炼钢铁的现场会。

　　1959年，信阳大灾，100天不下雨，秋粮眼看大面积歉收或无收。但信阳地委9名常委中，8人都认为今年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当年实际收成只有20多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因此，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对信阳地区征购粮食。被征购一空的老百姓在家里煮野菜、红薯叶充饥，与牲畜争粮，并集体外出逃荒。

　　据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阳地区饿死百姓100多万人；人口仅4万的岈山卫星人民公社，3个月内就饿死了4000人！灾难过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凄凉。

　　当年的灾难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然而“典型”情结却仍然时常萦绕在河南人的心中。

　　翻开1997年7月份的《郑州晚报》，有关“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郑百文”的宣传铺天盖地：《10年披荆斩棘，今朝铸就辉煌》、《茫茫商海竞一流》、《开启市场大门的“金钥匙”》……

　　这些报道充满自豪地写道：“据权威资料显示：全国90%以上的国有批发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纷纷落水，有的被挤垮，有的濒临倒闭。然而郑百文却似一艘威武的战舰，乘风破浪，勇往直前，自1986年至1996年的10年间，销售收入增长45倍，达41亿元，利润增长36倍，达6600万元，人均劳效、资金周转率、费用率等7项主要指标屡夺全国同行之冠。而且，公司主营销售收入在沪市上市公司中位居八强！”

　　7月11日，郑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学习郑百文经验报告会，郑百文董事长李福乾在会上介绍自己的“先进经验”：

　　一、抓住了思想解放这个总开关。二、以改革为动力，大胆实践。三、勇争一流，在大市场上创大业。四、始终坚持艰苦卓绝创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如今郑百文总资产逾20亿元，但从董事长、总经理到员工，个个把企业利益放在首位，不比得失比贡献，不比排场比节约，一级带着一级干事创业。”市领导宣读了《关于全市工商企业学习郑百文经验的决定》，响亮地发出了向郑百文学习的号召：

　　接着，《郑州晚报》连发5篇《郑百文改革发展经验调查》，并四论《学习郑百文经验》。

　　一片“学典型、找差距”的热风中，“全市部分工业企业和局委负责人座谈汇报学习郑百文经验情况”、“全市大型零售商业企业负责人座谈汇报学习郑百文情况”，一时间，郑百文声名大噪，各级领导频频造访，各种荣誉应接不暇。

　　然而，在被推举为改革典型的第2年，郑百文即在中国股市创下每股净亏2. 54元的最高纪录，1999年，郑百文一年亏掉9.8亿元，再创沪深股市亏损之最。有人说：从“亚细亚”的崩溃，到“郑百文”的跌落，都是人为制造的典型的企业泡沫现象，它用表面的繁荣给人一种虚假误导，从而带来投资行为的严重失真，最后坑国家、坑银行、坑群众。

　　归根到底，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应该怎样经营、管理，企业自己心中最有数。由政府人为地拔高某个对象，塑造出所谓的“典型”，然后强令其他企业学习，这样做只会抹杀企业的独特个性，扼杀企业的创新机会，干扰企业正常的经营管理秩序。

　　还有一个常见后果是：把“典型”从它生存的深厚土壤中拔离出来，使它失去了必须的养分和生长的基础，必定只会枯萎得更快。

　　“革命性”的遗风未绝

　　也许因为河南在全国落后的时间太久了，也许河南人思想保守的名声背得太沉重了，所以总是那么急于向外界表白些什么、证明些什么。

　　在20世纪80年代末，河南作为经济、思想相对落后、保守的地区，有一种整体自卑感，焦灼不安。在这个时候，“亚细亚”脱颖而出，扮演了时代先锋的角色，它口口声声地宣称要“为河南人争气，为年轻人争气，为集体企业争气”。后来，随着“亚细亚”的名声传遍全国，它已经不满足于仅仅“为河南人争气”了。1993年，“亚细亚”总裁王遂舟预言“新八国联军”将会在2000年前后抢占、瓜分中国零售市场。因此，“亚细亚”要主动出击，在全国各大城市建立“抗战根据地”。

　　在不具备相应实力的条件下，1994～1996年，十几家“亚细亚连锁店”冲到了“抗战前线”，气喘吁吁，东倒西歪，还没等“新八国联军”动手呢，自己先丢盔卸甲，踉跄大败。

　　说起“革命性”，烩面快餐店“红高粱”也不甘示弱。它在郑州开业后生意不错，便迅即决定连锁，其首选位置是北京王府井大街——美国快餐店麦当劳对面。当时，河南各大报纸都曾以醒目的位置，连篇累牍地报道《“红高粱”种到王府井》、《“红高梁”红透京城》、《羊肉面出战巨无霸》、《河南红高粱对擂美国麦当劳》等等。在这些媒介的笔下，“红高粱”俨然来自河南的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

　　全国各地有许多小吃到北京发展，似乎都没有达到“红高粱”这样“立志为中国人争光”的境界。“红高粱”总裁乔赢扯起了“挑战麦当劳”的大旗，喊出“麦当劳开在哪里，红高粱就开在哪里!”的响亮口号。

　　然而，与其说这是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较量，不如说是一场生产方式的较量——是手工作坊式的农业生产方式的中餐，与工业化程度相当高的西餐之间的较量，或者说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文明形态的较量——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较量，“红高粱”的失败，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不要以为这种狂热性在河南商界已经绝迹了。

　　“原阳毒米”事件曝光，并引起全国震惊之后，河南多家新闻媒体均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原阳各界已经开始了原阳大米品牌的捍卫行动。原阳一位青年多方筹资17万元成立原阳大米配送中心，从原阳农民手中收购大米后以‘零利润’向市民销售，用事实证明原阳大米的清白。”

　　这条消息实在令人纳闷：如果该青年不是想从供货的农民那里索取“售后返利”，从而偷逃国家税款(增值税)的话，那么他岂不是从一开始就只赔不赚，并且销售量越大，亏损也就越多？如果这个推断不错，那么他的生意能支撑多久？那些集资者凭什么要把钱交给他，任他这么折腾呢？就单单是为了“证明原阳大米的清白”吗？且不说欲要“证明”你的“清白之身”，完全没必要采用这种“自我毁灭”的方式，只说当这17万集资款挥霍一空之后，你还能拿什么出来继续证明“原阳大米的清白”？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看似高尚、实则无视商业规则的举动，却被省内媒体四处宣扬、赞赏有加，这种现象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