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亨廷顿VS福山：民主化是否是西方化？

　　文/周琪

　　无论是亨廷顿还是福山，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界都不被看作是“嫡系”，而目前在这个领域中，恰好是这两个外来者的观点构成了争论的双方，并占据着中心位置

　　中国的学术界早已熟知，冷战结束后，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存在着解释国际关系方法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以萨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文明的冲突”和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的终结”。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亨廷顿还是福山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界都不被看作是“嫡系”，而目前在这个领域中，恰好是这两个外来者的观点构成了争论的双方，并占据着中心位置。不仅如此，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在冷战结束后，最引人注目的解释新的世界历史阶段的观点也是他们两人的观点。在1996年新版的美国比较政治学的权威教科书中，主编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研究民主政治最知名的美国学者之一）提到的比较政治学中的新贡献就是亨廷顿和福山的理论建树。

　　9·11事件之后，亨廷顿在美国国内名声大振，其《文明的冲突，世界秩序的重建》在出版5年之后，一下子跃升为美国最热门畅销书之一。美国国内外的许多人都在纷纷谈论9·11是否是“文明的冲突”的象征或前奏，采访者不约而同地对他提出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一场你在过去的10年中一直警告会发生的文明的冲突？你是否因此感到它证明了自己的正确？”

　　富有戏剧性的是，亨廷顿在9·11那天一早恰巧去波士顿机场搭乘了飞机。所幸的是，他没有乘坐被恐怖主义者劫持的飞机，而是安全降落在华盛顿机场，并直接去参加了一个在市中心召开的会议。他很快就听说有两架飞机撞上了纽约的世贸中心。

　　9·11之后，当亨廷顿被问及“你是不是宁愿相信福山的结论‘西方文明将传布到全世界’是正确的？”亨廷顿断然回答道，“我当然宁愿相信是如此，但这不会发生。”

　　亨廷顿理由是，虽然美国无疑仍将是惟一最强大的国家，西方仍将是首要的文明，但是在许多社会中存在着强大的本土力量，它们正在诉求于地方传统、价值和习俗，它们拒绝在其看来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东西和西方的傲慢。人类的本性并没有发生变化，所有物质福利方面的改善都没有改变文明之间的差异；“文明的冲突”会永远存在。

　　关于福山，中国的读者知道的没有关于亨廷顿的多。人们知道他曾是亨廷顿的学生。实际上在亨廷顿撰写其另一本引起广泛争论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时，福山作为哈佛大学政治系的研究生还参与了写作。福山在毕业后的长时间里一直在思想库从事政策研究，这使得其曾任教授的祖父觉得他“不务正业”。据福山亲口说，他的《历史的终结》一书是在同一名编辑朋友聊天时构思而成的。当他提出冷战后“历史终结”的看法时，那位编辑兴奋不已，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写作题目，并立即向他约稿。《历史的终结》随后就这样诞生了。

　　《历史的终结》一书的问世根本改变了福山的命运，从此约稿源源不断，一些大学也主动对他发出任教邀请。当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邀请福山担任该校的学术院长时，其力陈的理由是，“这是一个事业”，对此福山觉得自己无法推辞。这样，他终于进入了其祖父眼中的“正业”。

　　福山认为，他同亨廷顿对文化（文明）看法的根本分歧在于，“对于亨廷顿来说，每一个文化（文明）都有一个坚硬的内核，这个内核是不可打破的，也是无法根本改变的。”因此，文明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非西方国家可能民主化，但绝对不可能西方化。

　　而在福山看来，不存在这样的内核，文化（文明）是可以通过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而逐渐改变的。福山似乎认为东西方国家之间文化上的差异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这使他确信所有非西方国家在西方榜样的作用下最终都会采取西方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因此从长远来看，西方文明一定会胜出。

　　于是对于福山来说，具有不同文明的国家像是一些行进中的列车，它们在历史过程中有的有明确的目标，有的迷失了方向，有的半途暂时脱离了正轨，但它们最终都会穿越同一山中隧道，进入西方式民主殿堂。正因为此，福山对“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解释与亨廷顿有很大的不同，他更加看重结构性的转变，即把民主化看作是经济和社会变化的结果，而不是精英或领导人的“理性选择”。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他更加重视新生民主国家中的民主巩固工作，包括制度设计，而他本人就积极参与了美国对战后伊拉克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