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

　　十九世纪中叶后中国历经的百年苦难历史，促成了我们民族意识的觉醒。当1919年5月4日，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瓜分我国领土的消息传回国内时，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爆发出第一声怒吼。在那个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中，青年学生第一次打出了“抵制日货”的标语。他们利用国际贸易中的经济杠杆，宣示中国社会的集体情感，表达对列强蔑视中国主权尊严的愤怒，亦是对日本妄图侵占中国领土的抗争。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年代里，它一次次成为中国公众惩戒日本当局、进行社会动员以“救亡图存”的有力手段。

　　这样的抗争方式，成为我们民族记忆的一部分。在2005年这个淫雨霏霏气候无常的春天，它再次浮现到中国公众集体意识的表层。前些日子，中国一些城市相继爆发了自发性的反日示威，号召国人罢买日货。日本修改教科书篡改侵略史、试图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钓鱼岛领土争端……历史的积怨和现实的纠葛，让中国大众的民族情感再一次喷薄而出，向美化侵略、不思悔改的日本右翼势力发出了如潮的抗议。它显示了中国公众一以贯之的民族尊严感和爱国热情。

　　但历史沧桑，时移世易。“抵制日货”作为历史的产物，根植在时代的土壤和环境中，它是当时国家衰微之下中国民众的一种无奈选择。今天之中国，早已不是80多年前那个外患内忧积贫积弱的中国，而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正迅疾地向经济现代化方向奋进的中国。发展经济富民强国乃是中华民族在当下历史节点上的中心主题。在这样的现实情境当中，当我们再次面临来自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时，应当超越历史悲情，以与时代相适的理性思维、理性方式和理性渠道，在表达民族情感的同时，有益于以发展经济壮大国力为己任的根本性国家利益。

　　中日去年贸易总额已近1700亿美元，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合同金额666亿美元。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获得巨大的利益的同时，中国也同样在中日贸易和投资中获益匪浅。如商务部长薄熙来日前所说，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生产要素相互交流、按价值规律进行配置，已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日本品牌产品在中国生产、中国品牌产品装有日本部件是普遍现象。

　　因此，选择抵制对方商品作为抗争手段，损害的将是中日双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从长远来说，它对我们自身的损害可能会更大。这是因为：首先，作为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贸易、投资、技术和管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抵制商品这种有悖于市场原则的行为，无疑会贬损中国的投资环境形象，让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外企业犹疑却步，从而大大地削减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之一。其次，中日两国经济联系如此紧密，抵制日货难以避免地打击到那些以利润为目的、与右翼毫无牵连的日本企业。而它们一直是促动中日友好和制约国内极端势力的重要力量之一。

　　右翼的叫嚣、利益的纷争和日本欲从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的躁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都将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中无法回避的现实。对此，无须激动亦无须愤怒。我们所要做的，是构筑一套理性的外交战略，通过现有的国际交往制度渠道，以现代国家应有的自信和尊严，在国际政治搏弈中力争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与市场经济所必须的理性计算精神格格不入的盲目激情和行为，或许会在爱国的名义下行误国之实。只有明白自己国家最根本的利益在于何处，并采取合理的行动实现之，才是真正的爱国，真正对历史有个交代。

　　最后，以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中的一句话作为结束：“一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从心理、态度和行为上，都能与各种形式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相互配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真正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