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陆忠伟

　　如果中日两个大国形成战略抗衡，就容易导致“中日邻”三边关系的“冷战化”，收窄中国与印、俄、韩、东盟等重要邻国的外交舞台，直接影响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维护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中日关系好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前的中日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性挑战。对于激流中的双边关系之舟，只能使劲撑住，走出漩涡，力防失控。对于当前旧摩擦未消，新矛盾激化的外交现状，应该找出深层次原因，并加以妥善解决。如果就事论事只会影响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

　　中国对日政策未变

　　中日关系始终面临如下四个问题：教科书、台湾、领土、美日同盟等问题。近几年来，围绕这几大问题，日本的政治消极，严重干扰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致使国民感情出现下滑势头，给两国深化合作带来了阻力，并使中日关系恶化。

　　尽管如此，中国的对日政策并没有改变。在中国的“大周边”外交中，日本处于“首要”与“关键”的外交定位，因为中日两个大国的战略抗衡，容易导致“中日邻”三边关系的“冷战化”，迫使周边国家重新站队，收窄中国与印、俄、韩、东盟等重要邻国的外交舞台，这对中国对该地区开展的能源、贸易、安全、文化及外交都是不利的，直接影响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维护。

　　一百多年来，日本的战略与外交两面性极强，且对华政策历来就有两面性。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其外交重心经常在美中、美亚、美苏及海峡两岸的平衡上摇摆。小泉内阁对华关系的两面性更为突出：坚持参拜与发展中日关系同步走；发展中日关系与对台地下活动同步走；升级对美关系与增强日亚关系同步走。

　　从日本国内因素看，其对华政策思想有传统战略文化的深深烙印。海洋民族与农耕民族两种战略文化冲突的痕迹明显可见。在中国的战略文化中，战略对抗不可能是纯粹的暴力对抗，相反，它既应该是暴力的对抗，也应该是道德的对抗。而就文化的合法性而言，后者的意义甚至还要远远超出前者。受这种战略文化的熏陶，我们深刻认识到，中日“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日关系来之不易。今天的中日关系是在日本正确处理历史等问题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今后也只能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共同发展。

　　日对美一头沉是错误思维

　　相反，日本片面认为中国的反对日本右翼行动是政府“反日”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无视右翼美化侵略史实的事实，忽视邻国感受；片面强调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民族文化传统，是内政因素；片面加强日台安全合作，忽视台海形势的复杂性及“台独”的严重危害；在东海划界问题上，单方面决定授权民间公司在未得到中方认同的所谓“中间线”以东试开采，导致东海形势更加复杂和尖锐。

　　当然，日本的政治家、战略分析家也并非都是外交“独眼龙”，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内阁均将日中关系定位于“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的重要位置。1997年，日本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访华，前往沈阳“9·18”抗战纪念馆，挥毫写下“和为贵”三个大字，折射出日本决策层对华外交的深层战略思想。同样，日本财界对中日关系的重视程度相对突出，经团联、经济同友会的首脑多次向小泉首相建言，以免参拜问题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

　　2月19日召开的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2＋2）会议后，有日本资深专家分析，小泉政府错误地认为，只要确保同作为“一超”的美国的同盟关系，就能牵制中国，确保日本安全。日本的对美一头沉外交，实属错误战略思维所至。京都同志社大学教授滨纪子说，从长远看，日本政府必须与北京实现和解，这就意味着要从根本上改变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东京新闻》在深入地分析了美日同盟与中国的关系后，不无担忧地指出，“日本夹在世界盟国美国与明显崛起的中国之间受夹板气的日子未必不会到来。”台海发生战事时日本将面临艰难选择。

　　中日关系稳定符合双方利益

　　面对现阶段的中日关系，需要认识双边关系变化的大背景：中日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消长变化，中国处在一个将超欲超的阶段，需要一个心理适应过程。日本欲用“中国牌”顶美国，用“美国牌”制中国，但其真正的疑虑还是中国的崛起。这种政策思维与其海洋民族及秉承的西方战略文化密切相关，因而也是新版“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另外，要看到在日本国家走向“政治大国化”的过程中，美日同盟升级、政治整容扮“人造美女”、拉票晋常“重修家谱”等行为，都是其“化疗”过程的生理反应。

　　当前，合作、竞争、矛盾是中日关系的基本形态，但合作仍然是主流，利益切合面仍然很大。一个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是双方战略利益交汇所致。关键在于双方都要避免成为民族主义情绪的对立面，切勿使之主导各自的舆论，进而影响外交决策。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发展对日关系，希望日本保持发展势头，理解日本要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的愿望。中国有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诚意，也希望日本政府拿出善意和诚意，真正把中方看作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