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圆明园问题不应游离于法律

　　本报记者 郄建荣

　　围绕圆明园湖底该不该做防渗膜，13日继国家环保总局召开听证会后，20日在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等部门主办的名为“水资源，环保与圆明园防渗工程再思考”的论坛会上，任玉岭、郭黛恒、刘树坤、罗菊春等11位水利专家发表观点公开支持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

　　有专家认为，无论是国家环保总局举行的听证会还是水利水电出版社召集的论证会，有关专家的观点都是一边倒。需要说明的是，听证会上支持与反对铺膜的专家均到场，而论坛会上则没有反对铺膜的专家。参加的论坛专家是清一色的水利专家，据说，这些专家中的多位还直接参与了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的论证、设计、施工。

　　专家的观点很难统一到一起，意见一边倒，什么样的专家才对此有决定权似乎就成了问题的焦点。其实，圆明园工程之所以引来媒体、公众、专家以及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关键在于它是一个违法项目，也就是圆明园湖底铺膜工程没有按照国家有关法律的要求施工。

　　既然是个违法工程，就应该深究一下违法在哪？如果抛开这一关键问题，一味深陷铺与不铺之争，无疑会游离于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是个违法工程这一要害之外。那么，应该如何从法律上认识这一工程的违法性？就此，记者今日采访了清华大学法学教授李楯。李楯从法律上全面剖析了圆明园防渗工程的违法性。

　　李楯说，工程的违法性一目了然，补交环境评价报告已属滞后之举。

　　李楯认为，圆明园工程的定位问题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他说，圆明园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是“国家所有”的“不可移动文物”。根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特殊情况需要在原址重建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

　　除了上述规定，文物保护法中还有：“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修缮，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挖掘等作业”，“因特殊情况需要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挖掘等作业的，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等。

　　第十八条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根据这些法律规定，李楯认为，第一，圆明园遗址中的已毁之处禁止重建；如因特殊情况需要重建，须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第二，圆明园遗址即使是“修缮”也须报国家文物局批准；第三，圆明园遗址内禁止“其他建设工程”和“挖掘”等作业，如因特殊情况需要进行“其他建设工程”和“挖掘”等作业，须经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征得国家文物局同意后批准方可实施。

　　对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圆明园管理处在“圆明园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名下进行的“圆明园东部湖底防渗工程项目”以及与项目同时进行的河道、湖底挖深、驳岸改建、游船码头修建等工程是否合法就一目了然了。

　　“至于违反环境影响评价法就更明显了。”李楯说，2003年9月1日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一条规定，除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情形外，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李楯说，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各级人民政府更负有对“人文遗迹”保护的责任。圆明园管理处和海淀区人民政府都没有履行自己在法律上的义务和尽到自己为法律所设定的责任。

　　环境保护法还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必须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的影响作出评价，规定预防措施，经项目主管部门预审并依照规定的程序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计划部门方可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法律规定的审批部门审查或审查后未予批准的，该项目审批部门不得批准其建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圆明园管理处在“圆明园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名下进行的“圆明园东部湖底防渗工程项目”等均是在违反前述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进行的。

　　李楯说，无论是文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还是环境影响评价法都远远高于圆明园的规划，规划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于法律，探究圆明园问题不应游离于法律之外。

　　“对于圆明园湖底铺膜是否有害生态和环境；圆明园湖里需要多少水；圆明园管理处该不该在圆明园遗址中经营商业性的游船、快艇和‘独特的水上游览项目’，人们尽可见仁见智。但是，如何对待圆明园管理处违反文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圆明园遗址湖中擅自铺设防渗膜以及砍伐树木、修建大型码头、重建驳岸等行为，对这种行为反对或者是支持，无疑检验着每一个中国人对法律的基本态度。”李楯用这段话结束了记者的采访。

　　(本报北京4月24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