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生活在城市中遇到暴力问题的知识家庭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最初的两个月，没有人愿意面对镜头，接受我们的采访。

　　直到有一天，邸科妍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她是第一位同意接受我们采访的女性，2004年9月18号，邸科妍在家中被打伤，住院47天。她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他冲过来就开始打我的头打我脚，我们小叔子冲过来就开始打我，他说要打死我，结果就一顿猛打，打的时候我丈夫又冲过来，他们俩就开始一起打我，把我反手背过来，当时我胳膊上都是青的。”

　　邸科妍告诉我们，她的公公婆婆都是高级工程师，她的丈夫获得了MBA学历，现在北京做期货投资生意，邸科妍自己也是一位大学毕业生。

　　一个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家庭，怎么可能出现暴力问题呢？

　　我们试图采访到她的丈夫，听听他的说法，接电话的是邸科妍的小叔子。

　　记者：“我想最好是能够听你哥哥说一下。”

　　邸科妍的小叔子：“一个是他不在，另外他不会接受你们采访的，他对这个采访很反感。”

　　记者：“我问您个问题，如果说是你的女上司或者说是女老板对你做什么错事你觉得你会打她吗？”

　　邸科妍的小叔子：“我当然不会打她了。”

　　记者：“那你们为什么会打邸科妍呢？”

　　邸科妍的小叔子：“因为邸科妍是要去打我的父亲，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一样的吗？”

　　邸科妍：“我觉得没有人会接受不尊重老人的这种事实，但是他们说我打他纯属是诬造，纯属是捏造。”

　　住院47天之后，邸科妍就要出院回家了。

　　实际上，邸科妍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这一天，派出所通知她：出院后，丈夫一家将拒绝邸科妍进家门。

　　第二天，邸科妍把在北京工作的哥哥请来帮忙，和丈夫一家进行交涉。下午，邸科妍的小叔子来医院为邸科妍结了账，但是，邸科妍发现，丈夫家只为她支付了住院费，住院期间朋友替她垫付的几千块钱医药费并没有包括在内。邸科妍出院了，出院后，邸科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住处。除了哥哥，她在北京没有任何亲人，受伤后，她的工作也丢了。

　　晚上，在哥哥的陪同下，她回到丈夫家拿自己的东西，发现门锁已经被换了。折腾了两三个小时后，邸科妍决定打电话向派出所寻求帮助。最终，在派出所的协调下，邸科妍得到了进门拿自己东西的允许，但是时间在一小时之内。

　　就这样，邸科妍离开了她曾经生活过10年的家。

　　我们很想知道，这个家到底怎么了？

　　我们把这些想法告诉了邸科妍的小叔子，经过考虑之后，他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邸科妍小叔子：“我的目的就是不想被别人冤枉，这就是我的目的，也是我接受采访的原因，只要有人问就是：你们这家庭暴力如何如何。而我认为根本就没有家庭暴力，我们再怎么说，反正前提已经是家庭暴力了，我再说别的只能是说我这家庭暴力是如何发生的了，我就是再有理，我也不能发生家庭暴力呀，就好像是说你再有理也不能去杀人是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我们谁都懂。”

　　“那为什么邸科妍还挨打了呢，她那伤在那儿摆着呢。”

　　“那我哥的伤呢？”

　　“你哥也有伤？”

　　“我哥也挨打了呢。”

　　“你哥也有伤是吗？”

　　“怎么会没伤呢？我现在也想知道。”

　　“你觉得你们也是受害者？”

　　“当然了，我们是最大的受害者，而且我们是这么多年一直在不停地受害。”

　　这是我们在为期半年的采访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到来自打人的男方家庭的声音，这位小叔子理直气壮的说法，出乎我们的意料，那么，对老婆动过手的男人是不是都这么想呢？

　　于是，我们开始寻找曾经对妻子动过手的男人。

　　采访三个月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时树亭。他觉得男人打老婆是有时气不过了，为了一些是非，女人不听，总想动手来解决问题。年轻的时候，时树亭曾经动手打过自己的妻子，起因是因为一件小事。在对妻子多次动手之后，妻子与时树亭离了婚,离婚后，前妻和女儿住在一起。现在，女儿时薇莉的婚姻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父母婚姻中的失败，从小就对时薇莉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对婚姻一直没有信心，一直到38岁，时薇莉才结了婚。

　　但是，不管时薇莉怎么回避，多年前在父母身上发生的事情，如今，还是在她的身上重演了。

　　时薇莉：“女人真的是把爱情看得比生命还重，真是这样，因为我这么大岁数结婚，我就是太重视这个婚姻了，所以我就一忍再忍拼命想维持住它，没想到这么快就变化了。”

　　2004年7月7日，丈夫与时薇莉争吵动手后，时薇莉左骨骨颈骨折，卧床2个月。

　　时薇莉的丈夫，大专学历，北京一家私企的老板。时薇莉和她的丈夫结婚前半年挺好的，半年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变了，在时薇莉怀孕三个月后，丈夫就拿刀吓唬她。时薇莉回忆说：“那次就是因为一个女的给他打电话，情人节叫他出去。我一说他就不高兴了，他说哪个男的外面没有几个女的。我说你这叫什么话，他说再说废话，操起刀来就要剁我，好像我们就是他的仇人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你看这人这样，结婚时候挺排场的了，他租那老爷车他就租了六辆，那老爷车一千二一辆，现在这些全成了梦了，租了六辆老爷车，十一桌席，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就是想知道知道为什么，这么好的家不要。”

　　我们设法联系到了时薇莉丈夫，希望他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被拒绝了。

　　我们在采访中遇到时薇莉的一个邻居，他也承认曾经对前妻动过手。他对记者说：“我实话实说，当年我觉得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我跟我前妻打架的时候，我有一次觉得自己特别不冷静，真是0.01秒，当时我们俩因为什么一点事，我记不清楚了，我们俩打架最严重的时候，我掐着她脖子了，当时掐到最后她自己都尿了裤子了，突然间她的脸感觉特别地紫，我特别冷静，我一滴酒没喝啊，那天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我有时候气性特别大，当时她躺在床上，倒了半天气总算醒过来。事后俩人好了，我问她，她讲最多再有五秒钟她就完了。” 最终，这位邻居的婚姻宣告失败。

　　这天晚上，我们在时薇莉父亲家里，遇到了时薇莉丈夫的小学同学，他是来做说客，劝说时薇莉夫妇重归于好的。时薇莉没有接受这位朋友的好意。

　　时薇莉丈夫的小学同学分析打人的原因时说，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吧，尤其是男人在外面要做事业做企业，他面临一个生存的压力，好多的事情都要他一个人去打理，这样对他来说应该压力挺大的，我原来怀疑他心理不正常，或者说有一些抑郁，我就特意带他到医院去看一下。但最后医生说一切都很正常。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成立于1988年10月，这也是我国第一家研究妇女问题的民间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王行娟是我国最早从事家庭暴力问题研究问题的专家之一。她说：“你觉得你在外面压力很大，你受了老板的气，你回来你对妻子发泄了，那么你就问她，你需要发泄，你为什么不对你老板发泄，你说这是你的病，我控制不住，为什么老板批了你，你还不敢回嘴，也不敢打老板呢，你那个情绪为什么能控制呢。为什么你对你妻子你就不能控制呢？这说明其实你是能控制的，你知道打了老板以后，你的后果就是被炒鱿鱼，你就会失业，所以你知道你这个拳头不能打过去，而你打妻子呢你觉得没有任何的后果。其实人的情绪全都是受人的认知控制的。”

　　与丈夫分居半年后，时薇莉准备提出离婚，并追究丈夫家庭暴力的刑事责任，这一天，她特意赶到北大妇女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几天后，时薇莉找到了愿意出面作证的一个邻居，律师马上要找他取证。不知道为什么，这位邻居突然改变了主意。这一天，时薇莉在楼门口几次遇到这位邻居，她也一直试图说服这位邻居能够出面为自己作证，但是，时薇莉没有成功。

　　由于没有拿到足够的证据，即使打官司，败诉的可能性也很大，在律师的建议下，时薇莉决定放弃追究丈夫家庭暴力刑事责任的诉讼。

　　吴超莹，39岁，北京大学本科学历，现为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编辑。2004年7月4日夜，吴超莹在家中与丈夫发生争执后，左指关节粉碎性骨折。

　　吴超莹：“我最严重的一次就是，他有一次拿电话线那种绳子勒我的脖子，当时勒得特别地深，把我的脑袋往那个墙上撞，后来我最不堪忍受是，我觉得我都说不出口那种，用脚踩你的脸，把你的头往抽水马桶里塞，我真的想象不到他会这么做，那次的打，真的是一次非常没有人格尊严的一种殴打，我认为真的比这个棒子打了我，把我手打断，对我侮辱更大。”

　　2004年9月，吴超莹办理了离婚手续，结束了自己14年的婚姻。

　　离婚不久，吴超莹决定，通过法律手段追究丈夫对她实施家庭暴力的刑事责任。

　　吴超莹：“你是触犯了法律了，对吧，你应该相应地得到一点社会的惩罚，而他什么都没有，经济上也没有说给我赔偿，什么都没有，我说你能给我赔偿点医药费吗？也没有，离了，就结束了，我们的关系就结束了，就这样的观点，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离了婚，还要和前夫过不去，一开始，吴超莹的这个举动并没有得到大家的理解。

　　吴超莹：“我向他们领导反映这样一个情况，曾经他们的女领导，竟然还跟我怎么说，家里打架就打架，没有一个人离婚像你这样的，还什么新闻媒体来，没有像你这样的，你这个人不值得同情，你想想这是什么样的一句话，不值得同情，我被打了，我来申诉，我还得不到同情，我不需要同情，你给我一个说法，可是到今天，他也没敢来给我一句说法。”

　　但是，吴超莹并没有想到，从她做出决定、并迈出第一步的那一天开始，将面临着怎样的艰难。

　　4个月过去了，吴超莹的案子没有一点进展。

　　吴超莹开始在网上收集与家庭暴力问题相关的资料，她要充分了解自己在法律上应该拥有的权利。

　　春天来了，吴超莹的官司也进行了10个月，但是一直没有结果，吴超莹告诉我们，不不管怎样，她都不会放弃，直到为自己讨到一个公正的说法。

　　据全国妇联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我国2点7亿个家庭中，大约有30%存在家庭暴力，按这个比例计算，我国目前至少有八千一百万家庭中存在暴力问题，而这其中，有95%以上都是丈夫对妻子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