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曲 星

　　50年前的4月19日下午3时，周恩来总理健步走上挂满与会国国旗的主席台，先扫视了气氛凝重的会场，然后，用温和中透着从容的语气说：“我们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的不是来立异的……”这句至今仍被频频引用的“名言”，充满了宽容和灵活，一扫当时复杂政治局势下的紧张空气。会议的顺利召开，对亚非国家自身的发展和战后国际关系的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50年后，当亚非国家领导人再度聚首印度尼西亚时，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国家已经达到104个，其中包括43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18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赶到雅加达，与亚非国家领导人商讨全球性问题。

　　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亚非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50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亚非运动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和水平，与50年前万隆会议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密不可分的。这笔精神遗产，可归纳为亚非国家的主体意识、求同存异的思想方法和南南合作的经济模式三个方面。

　　亚非国家的主体意识

　　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国际关系历史上首次由亚非国家自己发起、自己召开，没有欧美殖民帝国参加的国际会议。它与过去所有国际会议均由西方大国召开，亚非国家只能等着会议决定自己命运的情景形成了鲜明对比。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它“表明亚洲和非洲在受到西方国家200年来的统治和剥削后的觉醒”。

　　万隆会议唤醒了亚非人民的“亚非意识”。继万隆会议之后，1956年召开了亚非学生会议，1957年召开了亚非人民团结会议，1958年召开了亚非作家会议。1960年成立了亚非经济合作组织，成为亚非各国商会的民间性组织。1960年召开了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成立了亚非人民团结组织，设立常设机构，出版组织刊物《团结》，该组织还分别于1963年和1965年召开了第三次和第四次亚非人民团结大会。1965年，亚非国家曾决定召开第二次亚非首脑会议并为此进行了积极的努力，虽然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背景下，会议最终未能召开，但亚非国家的主体意识在不断强化。万隆会议以后的10年，是亚非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10年，所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获得了独立，西方殖民体系迅速土崩瓦解。

　　亚非国家对当时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对立危及世界和平的状况十分担忧。在万隆会议上，亚非领导人阐述了亚非国家团结合作可以平衡大国力量，进而维护世界和平的思想。这一思想成为不结盟运动的理论基础，万隆会议也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起源。万隆会议的第二年，埃及、印度和南斯拉夫三国正式提出了不结盟的主张。1961年，上述三国加上印度尼西亚发起召开了首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成为国际关系中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至今，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已经发展到130多个，每当重大国际问题发生之时，不结盟国家即召开紧急会议，做出决议，发出呼吁，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此次一百多个国家参加的第二次亚非峰会再次强化了亚非意识，会议建立了亚非两大洲之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制定了“亚非国家合作的行动纲领”，促进两个大陆间在政治联合、经济合作和社会文化关系三大领域的合作。亚非国家领导人今后将每四年召开一次首脑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外交部长会议，必要时随时举行其他部长级或技术性会议以及商业峰会，以推动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逐步走向深入。

　　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曾经对美苏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产生过巨大的冲击，它直接导致了国际力量重新分化改组，是国际关系出现多极化趋势的重要原因之一。亚非国家的进一步团结合作，必将在新世纪中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均衡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求同存异的思想方法

　　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曾经发生过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会议甚至出现过“不欢而散”的苗头。但是出席会议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以一篇“我们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是来求同而不是立异的”的即席发言和雄辩的说理，把会议拉回到了预定主题上来。在“求同存异”思想的指导下，亚非国家在万隆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分歧，突出团结、友谊、平等、合作的理念，使会议取得了成功，促进了亚非团结。

　　今天，亚非国家从宏观上看虽然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面临相同的任务，对很多问题有相同或接近的看法，但从微观上看，亚非国家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不同的国家建立了不同的政治制度，接受了不同的价值观念，与不同的大国建立了不同的双边关系。若干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还存在领土边界、自然资源、民族宗教等问题上的争端。这些问题，如果按照“求同存异”的思想方法来解决，有关国家将获得共赢的结局。而如果背离万隆精神，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分歧带入历史遗留的国家利益争端之中，甚至把武力运用于国家关系中，则将给外部势力干预亚非国家事务，进而分而治之提供最有力的杠杆。结果必然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国家的主权独立遭到损害，资源遭到掠夺，地区稳定的局面也遭到破坏。

　　从大国之间的关系着眼，“求同存异”的思想方法就显得更为重要。大国掌握着国际社会的重要资源，大国之间的合作或冲突对国际社会的走向有直接的影响。在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共同挑战面前，大国之间利益和观念的矛盾虽然客观存在，但它们之间更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如果它们能够从人类社会迎接挑战的共同利益出发，克服它们之间存在的利益和观念差异，人类社会将在新世纪获得更大的发展。而如果大国固守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经济利益的差异，突出分歧，造成大国关系的恶性互动，则将给人类社会带来一个堪忧的前景。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求同存异”的原则在不同的国际会议上被一再地重申，它不仅是鼓励亚非各国克服分歧、团结合作的精神源泉，也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争端解决的基本原则。

　　南南合作的经济模式

　　50年前万隆会议的主题虽然是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等国际政治问题，但与会各国也清醒地认识到，亚非各国如果不获得经济独立，就很难真正巩固政治独立，而且，获得经济独立不可能指望西方国家发达国家的施舍。事实上，发达国家不但不会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经济依附地位，而且还通过国际经济旧秩序来维持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的经济剥削关系。亚非国家领导人在万隆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现象。为获得经济独立地位，必须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万隆会议专门通过了《经济合作》决议，这是亚非国家首次共同阐述在国际经济问题上的立场，也是亚非国家首次提出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经济合作的构想。可以说，这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先声，也是“南南合作”经济模式的开端。

　　亚非国家在万隆会议上发出“在互相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实行经济合作”的呼吁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团结合作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进行了思考。在1963年第18届联合国大会上，75个发展中国家首次采取了联合行动，发表了联合宣言，捍卫自身利益。在1964年的联合国第一次贸易与发展会议上，上述75国发展成为“77国集团”，发表了《77国宣言》。从此，在每一届联合国贸发会议前，“77国集团”都要召开部长会议，协调立场，提出对策，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在1974年联合国第六届贸发会议上，通过了该集团起草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如今，“77国集团”的成员国数目早已超过了77国，该集团所提出的“普惠制”、“新兴产业保护”、“在国际经济合作的各个领域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特惠的和非互惠的待遇”等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原则已获得国际社会的共识并固化为国际经济法的具体规定。

　　同时，发展中国家之间“主要在优惠基础上进行的经济、贸易、财政和技术方面的相互合作”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万隆会议为南南合作确定了“磋商”的原则，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事例都证明了“磋商”原则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的重要性。万隆会议促进了原料生产国和输出国组织的建立。会议召开的当年成立了国际茶叶协会，5年后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十几年后，发展中国家国家成立的原料生产国和输出国组织就达到了30多个。万隆会议首次提出亚非国家之间“建立国家的和区域的银行”、进行资金合作的思想，会后20多年，亚非地区发展中国家组成了约20家区域性银行和基金会。

　　万隆会议也给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提供了思想基础。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与亚非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这是新中国领导人与非洲国家领导人的首次接触。这些接触，直接导致了中国与埃及外交关系的建立。中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南南合作方面树立了榜样，也促成了中国与广大非洲国家“全天候”友谊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