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监制：孙冰川

　　被采访人：

　　金熙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研究员

　　斋藤圭介 （财）日中经济协会

　　张季风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 副主任

　　江瑞平 外交学院国际经济系 主任

　　倪月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副研究员

　　马宇 商务部研究院 高级研究员

　　肖向前 中日友好协会 副会长

　　江原规由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事务所所长

　　演播室：

　　近年来，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的影响逐步出现，日本在一系列事件上的错误做法深深伤害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所有亚洲人民的感情，使中日关系陷入困境，这不仅对中日两国不利，处理不好，还会影响到整个亚洲的发展与稳定。中日交往绵延交流两千多年，既有密切的现实联系，又有复杂的历史恩怨，自1972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交往日益频繁，三十多年来双方的贸易额，增长了160多倍。中日两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互补互利的关系表明，两国和则利，斗则两害。今天的《新闻调查》我们将和你一起细致解读中日两国经贸关系。

　　解说：今年四月，正当中日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之际，日本官方公布的最新财政年度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三月底，中日贸易额高达214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15.1%，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从1993年到2003年的连续11年中，日本也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走过惨痛历史恩怨之后，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经过曲折的交往历程，走上了贸易合作伙伴的道路。

　　解说：二战结束之前，日本一直把中国当成自己资源的来源地之一，战后的日本失去了中国大块的经济资源，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政治关系，日本的对华贸易几乎处于全部停滞状态。

　　肖向前：在这个时候,日本就酝酿了不少民间贸易团体,要跟中国建立贸易关系,我们也在做工作.

　　解说：肖向前，1918年生。早年留学日本，长期从事对日工作，曾任日中贸易备忘录东京事务所的首席代表，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中起到了桥梁作用。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他历任中国驻日大使馆参赞、外交部亚洲司长，一直处于日中交流的最前沿。

　　肖向前：1952年的那个开始,就是在莫斯科经济会议上,我们的代表团请了日本的客人到中国来访问,由这个产生的,第一次那三个日本人到中国来访问。

　　记者：中国邀请的日本？

　　肖向前：请的不只是这三个人，但是只有这三个人在莫斯科经济会议之后来到了北京。

　　解说：1952年4月，日本社会党众议员帆足计、绿风会参议员高良富和改进党众议员宫腰喜助三人，接受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邀请，冒着被日本政府处罚的危险，飞抵北京，并与中国签下了第一份民间贸易协定。

　　记者：那时候您见到他们？

　　肖向前：我接待。

　　记者：气氛是怎么样，还记得吗？

　　肖向前：一开始就谈贸易我们怎么交换，换什么东西。那时候是三千万英镑，一年间， 三千万英镑这么一个协议书。

　　金熙德：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算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所以当时尽管是与日本其他国家的贸易相比是不足挂齿的，但是从中日之间，当时冷战条件下，没有外交的关系情况下，还算是非常大的事件。

　　肖向前：先有了这些日本民间贸易的公司，就开始逐渐来了。

　　解说：对于1952年的这次民间贸易行为，后来史学界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把它当做战后中日贸易关系重新开始的一个起点。

　　肖向前：他们来谈,谈这个合同第一个签了,是在1952年冬天签了第一个合同,第一个合同实际上没有实现。

　　记者：为什么没有实现呢？

　　肖向前：双方的贸易，互相之间,中间好多手续问题,各种手续,双方政治关系不行,手续 很难做。

　　记者：就是当时政治之间相互有些距离，实际上是增加了相互出口的难度，是这样的吗？

　　肖向前：也不是增加了，实际上是无中生有了。一开始的接待，准备那么做了，我们设想要出这个进那个，在这种情况下开出的货单，第一个贸易决定了，一年三千万英镑没有完成。

　　记者：完成了多少？

　　肖向前：没有完成，完成的很少。

　　解说：即便完全履行了全部3000万英镑的协议，对于百废待兴的中国经济而言也不过是杯水车薪，但他们的行动仍然是两国贸易间的破冰之旅。

　　金熙德：中日在建交以前，就是复交以前，签订的几个贸易协定都没有完成。因为每次实际上签订的时候，是以当时就是经过努力所能达到的最高目标，定下一些今后三到五年，今后几年的目标，但是实际执行起来，主要是日本方面的原因。就是说日本政府层层阻挠，而且就是这样的贸易，都是得不到国家承认的，就像非法贸易一样，实际它签订民间协定的时候，日方代表签名的时候，得不到政府的支持，所以回去以后任何保障都没有。

　　解说：虽然处境艰难，但日本国内的一些民间机构仍然坚持不懈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贸易往来。

　　肖向前：岸信介当内阁首相之前，发展得很快，然后岸信介上台的时候，这个是右派，他访问了台湾，跟蒋介石说蒋介石反攻大陆是好的。

　　金熙德：在72年之前,将近20年期间，每当对华温和派掌权的时候，就是担任首相的时候，中日贸易就发展。我刚才说，就是岸信介之后像池田勇人担任首相的时候，那么中日贸易就能发展，反过来说。那以后像佐藤荣作又掌权了，佐藤荣作正好又是岸信介的兄弟，他也是一个反华强硬人物，所以在他掌权的时候，对中日贸易就不客气，就是说对台湾和美国的压力特别在意，所以中日经济贸易尽管这么艰难，艰难之中也有一个起起伏伏的过程，就是说有的时候相对好一些，他的环境宽松一些，有的时候就相当艰难，就几乎是一种冻结，或者是停步不前的状态，是这样的。

　　解说：1972年2月27日，尼克松访华并与中国共同发表了《上海公报》。这对当时的日本政府冲击很大，日本国内要求与中国恢复邦交的呼声也日益强烈。坚持反华政策的佐滕内阁迫于朝野上下的压力宣布辞职。

　　肖向前：那么他要交班的这个福田赳夫也不行,但是只要不是福田赳夫接班,另外谁出来接班都会跟中国建交的。有这么一个细节，中央决定了，国务院决定了派我去这个决定了之后，要我赶快去。因为什么，去晚了的话，如果佐藤下来接班的是福田，关系不能建立，我作为首席代表也不可能入境，也进不去。赶快走，这样就催着我快走，我是6月底出发，7月初到了日本。

　　解说：在卢沟桥事变35周年之际，日本最年轻的首相田中角荣组成了新内阁，在就任的当天田中发表谈话表示要加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

　　肖向前：那四派早已经成了我们的朋友，这样的话，在不出9月底，不出一百天内中日建交了。

　　解说：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揭开了中日关系新的一页，中日两国有过2000多年交好的历史，也有让人难以忘怀的创伤，在欢迎田中角荣的宴会上周恩来总理发表讲话。

　　解说：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方面在声明中表示，对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表示深刻的反省。

　　记者：您亲历了这个过程，您觉得日中的经贸关系，对于后来的政治合作，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肖向前：那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那时候我们总结以民促官，怎么讲呢，就是说用民间的活动，促使官方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总结一下，四个字，以民促官。

　　解说：从1952年日本三人的第一次破冰之旅，到1972年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中日双方的有识之士用了20年的时间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

　　解说：1972年9月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后，两国打开了经济交往的大门，双方经贸往来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对于这段时间里中日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商务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宇深有感触。

　　马宇：1972年建交的时候，只有双边贸易，只有10亿美元，但是到建交以后发展得比较快。因为官方关系比较稳定，双方的民间往来也越来越多。到70年代末的时候，我们双边贸易已经发展到了160亿多美元。

　　解说：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此后，中日两国的经贸往来更加密切。双边贸易额从1972年两国建交时的10亿美圆，增加到2004年的1678.9亿美圆，33年间增长了160倍。

　　记者：我手里有一个数字,就是说中日的贸易额,目前已经达到了1600多亿美元，在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背后，说明了中日贸易关系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

　　倪月菊：从这个数据来看,就是中日双方经贸关系互补性是非常大的。还有中日双方地理位置比较近，文化的底蕴也比较相近，这些都为中日今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解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相近，但是由于两国资源和经济结构的差异，形成了中日贸易的互补性。

　　记者：那如果具体来说的话,两国在哪些方面是互补的，体现在什么地方？

　　江瑞平：这个互补性，首先是一个产业结构的互补。应该说日本早就是一个发达国家，它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方面，应该是明显领先于中国的，而中国在产业分工格局当中，也具有日本所不可能拥有的这样一种优势。比如说，劳动力相对比较便宜，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市场也比较增长率非常快，这样一种产业互补关系，对双方的经济合作奠定了一个客观的基础。

　　马宇：对日本来说,比如有一些产品，非常简单一些产品，比如说服装 鞋 帽，包括我们说的农产品，对日本来说的话，我这些是必需的，民生必需品，我一定要进口。那我现在最主要，或者最稳定的来源是什么地方呢，你很难说是从美国进口农产品，或者欧盟进口农产品。因为这个很明显，就从资源互补，或者从竞争优势角度来说的话，都是做不到的。

　　解说：在这样一种优势互补的贸易关系中，中日相互贸易地位不断提升。现在，中日贸易总额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为15.4％，日本曾经连续11年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内地也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对华贸易占日本外贸总额的16.5%。

　　金熙德：过去中国对日本的经济依赖程度,是相当高的，日本对我们依赖程度是很低的。现在中日相互依赖已经到了相互差不多相近一个程度，这样说明什么呢？就是说现在谁也离不开谁，中国也依赖日本，日本也依赖中国。

　　解说：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的相互依存不仅仅表现为货物贸易的互补平衡和快速增长，随着中国加入WTO，两国之间的投资和经济合作也越来越紧密。设在北京的日中经济协会北京事物所专门从事促进中日经济合作工作，该事务所所长斋藤圭介向记者回顾了过去几年间日中经济合作方式的变化。

　　斋藤圭介：在过去一段时期,中国与日本进行的贸易当中，中国被视为在中国国内制造商品，然后再出口于外国的一个大工厂，但从最近的特点而言，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使中国市场不断扩大，我认为很多日本企业注意到，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使日本企业向中国的投资及贸易不断地增加，这一点在今后会越发增长。

　　解说：中国市场巨大的发展潜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2004年底日本在华已经设立了3万多家企业，实际投资金额已经达到400多亿美圆，成为对华最大投资国之一。

　　马宇：在今后可以预见的二三十年之内，中国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一个市场，而对于日本来说，在整个国际上，现在这种，咱们说生产能力普通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市场的开拓对它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直接关系到经济成长，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有这种需求，包括对日本的资金，包括日本的技术，我们有这样的需求。那就是双方就是整个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它的内部驱动力都非常非常强，可能从长远来说，单单是以前或者是目前这种，就是即使我们说今后几十年，假如说日本还要保持它的竞争力，假如说中国还要逐步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变为发达国家，或者说这个贸易地位，或者说他们双方互相的依存，都没有什么能替代的。

　　解说：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日两国在经贸往来中形成了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相互依存的经贸关系对两国的国内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江瑞平：应该说到90年代初期,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它经济泡沫破灭以后，日本经济就一直处在箫条当中。这个箫条是应该说一直持续了十多年。但是到2002年开始出现了一个周期性的回升，这里边有多种因素，但是其中我们最关注的，还是在卖区这一块儿。我们知道日本经济，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我做过一个计算，就是2002年日本出口，对它的经济贡献率可能是80％左右。但是呢，你分析一下日本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的增长速度，真正地带动了日本经济出口增长，就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市场出口迅速的增长。那么这样的话，就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对华出口带动了日本总出口的增长，而对日本总出口的增长，又是带动日本经济回升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斋藤圭介：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为，现在稍微有好转的日本经济的趋势，很大原因是，由于邻国中国的经济不断发展，所带动了日本经济的恢复，现在有非常多人持有这种观点。

　　江原规由：虽然说现在有互惠互利的关系，但是我们在说互惠互利关系时，好像强调更多的是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一面。我们想今后可能会有，中国企业向日本投资时代的到来，只有中国企业到日本投资实质性的增加，才是真正互惠互利时代的开始。

　　解说：2005年四月以来，由于日方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的一些错误做法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发了强烈反应，使两国关系面临困难局面，在华的日本企业界人士对此深感忧虑。

　　斋藤圭介：目前这种政治偏冷情况持续下去的话,肯定会对经济有一定的影响。这种情况越长，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会越严重，比如可能有一些日本企业接不到很大的定单。

　　记者：就您讲的这种情况，是不是现在已经发生了。

　　斋藤圭介：的确这几周来发生的事情，比如抵制日货，还有抗议日本的示威游行，这些事情对于在华的日本人来说，是某种令我们感到吃惊的事情。因此，考虑到在日资企业工作的，中国员工的心情，如果两国的政治关系得不到改善，也许会使在日资企业工作的中国员工，不愿意继续工作下去

　　解说：在新一次的教科书事件之后，在民间也出现了要抵制日货，这样的言论，作为研究中日经贸关系的学者，您怎么看待?

　　江瑞平：我想首先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对中国国民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情感，我认为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的。

　　金熙德：我认为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历史，这样的行为，中国民众表示愤慨这是当然的，而且是毫不奇怪的，也是正当的行为。那么我们与日本右翼势力必须进行斗争，要抵制他们，那么抵制最好的办法不是抵制日货。

　　江瑞平：因为我们知道不仅仅是中日之间，实际上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向，就是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抵制日货，抵制的是谁？

　　解说：所谓日货，一般意义上是指产自日本或属于日本品牌的商品。在当今中国，日货随处可见，大到汽车，小到化妆品，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

　　江瑞平：在几十年前的话,日货可能就是在日本当地生产的一些产品，然后进口到中国大陆来，现在的话，即便是在日本当地生产的企业，它可能使用的是中国生产的零部件。

　　马宇:比如就是一件服装,咱们说,现在日本很多在我们国内生产西服的产品,基本全部反销日本的，就这个西服。实际上就是说，从日本的消费者，日本的投资者到中国，我们说工人，中国的消费者，甚至我们说的税收这个角度，那就是说各自都获得了自己很好的商业领域。

　　江原规由：从贸易关系的角度讲，日本对华出口主要的产品是零部件或原材料，包括汽车零部件和半导体的零部件，这些零部件出口到中国，在中国加工成品后再转出口到日本去，转回日本的主要产品是DVD机、手机、电脑，还有打印机等。与其同时，中国现在也开始出口零件到日本，最有代表性性的产品是半导体和电子产品的零部件，从日本出口到中国的零部件，在中国加工成品之后，再出口到日本去，因此中日贸易结构相近从中可以看到，双方存在互相渗透的关系。

　　金熙德：全盘抵制日货，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反对一切日本人，反对一切日本企业。这种方式最终损害的是，主要损害的是什么呢？就是中日双方国民的利益，就是消费者的利益和最终对中国整个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马宇：就是说你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一种理性，理性去考虑这个事情怎么做，而不要去过于情绪化。比方现在有一些，比如我们说的抵制日货，包括我们说这是日本投资企业，咱们就是说不到日本投资企业去上班。然后还有一个，干脆把日资商店给砸了，我想这个的话，可能对于中国，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这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一种态度。因为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一个它有法律规范的角度来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一种经贸往来。假如说是日本的产品，或者日本的企业，它在中国的销售，在中国的经营都是合法的，因为这个都是双赢的，是对它有好处，对我们也有好处的一个方式。

　　记者：民族情绪是一方面，法律规范又是另外一方面。

　　马宇：我们要表达一种情绪，也需要在一种法制的环境里边，按照一种理性的制度方式来去表达，我们可能很强的情绪。

　　记者：但是我们会说,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样的日本政界要人，包括小泉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在这样的一个教科书事件经常发生的这样背景之下，让我们还能够理性的对待中日经贸关系，是不是有些太苛刻了？

　　江瑞平：我想是这样来看,我们一定是需要理性的,关键是如何对待这个理性。这个理性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完全丧失了我们的原则，我们不能有一点点民族情感的指向，来采取所谓的理性。我所赞同的理性是，义正辞严地态度明确地对日本右翼，对日本的某些政治家所做出的损害中日两国关系，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一些言行提出坚决的反对，这是一种理性。但是这个理性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把这样一个对待日本右翼，日本少数政治家错误的言行，广大日本民众和广大日本企业、日本产业界，和从事中日经贸关系这样一些企业和人士，给它无原则的联系在一起，捆在一起来对待。

　　记者：我们一定要区别开来

　　江瑞平：对。我们一定要区别对华友好的这样一些产业界人士，以及日本国民和我们友好的感情和友好的关系。

　　解说：进入21世纪，全球化与地区化并行，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日趋多极化。同处东亚的中日两国都迎来了新的开放期。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由于两国经济内在的互补因素，发展经贸合作已成为各自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不仅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也必将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陈丹青：他们五个人非常不一样，他们的主题、风格、取材，再加上每个人的这种性格，都差异非常大。拿出去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拼盘。

　　倪月菊：我觉得日本的经济界人士，或者是日本人民，他们和中国人民有着一个共同的愿望，是希望中日关系，今后能够持续地发展下去。这样的话，中日双方的经济发展，能够得到一个双赢，或者说互惠互利的作用。多数人都不希望看到中日关系，向冷的方向发展，这样的话对两国人民，或者是两国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相当不利的。

　　解说：由于中国和日本都是世界经济大国，两国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贸合作关系在全球经济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记者：也就是说，如果中日经贸关系发生问题的话，不仅会影响到两国的本身的（发展），而且还会影响到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走向？

　　江瑞平：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日本早就成为全球第二位的经济大国。中国可能在经济总量上与那些主要的发达国家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是从增量来看，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一般的估计，去年的全球经济增长20％左右，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贡献的。那么这样一个，全球第二位的经济体日本，加上经济增长率，贡献率最高的经济体中国，他们之间没有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或者因为这种合作关系不好，影响了双边经济增长的话，那么肯定会对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消极的影响，而且有一些全球性的问题是必须通过合作、来共同应对，来共同解决的。

　　解说：中日关系已超出两国关系范畴，呈现“世界中的中日关系”特征，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日趋多元化、复杂化。事实上，中日间的历史摩擦从复交谈判那一刻就开始了，在这30多年里，中日间政治摩擦的中心问题始终是历史问题。

　　肖向前：他们必须了解他们自己的过错,了解他们在人民中间右翼团体的错误,只有改正了这个，两国关系还会好，所以中国、日本很好的互相理解真正的建立起来，友好合作的关系，那将是一个亚洲的幸福，世界的幸福。

　　解说：显然，中日两国围绕历史问题发生摩擦的主要责任在日本方面，无论是修改历史教科书，还是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内阁成员及右派政治家频频出现的所谓失言等等，都是日本方面屡次挑起的事端。随着近年来日本大国意识的膨胀，右翼政治势力愈加活跃，日方在历史问题上大开倒车，一再刺激了中国和许多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屡屡失信于中国人民，致使中日关系出现当前复杂的局面，这样的结果对中日双方都没有好处。

　　记者：现在假如让您用一个词来描述一下，中日之间经济贸易合作的话，您会用一个什么样的词呢？

　　张季风：我觉得“政冷经热”，基本上还是这么一个状况。“政冷”可能大家都知道的，我们高层的互访已经中断了很多年，另外就是民间的国民的感情，在逐渐地相互的不理解，或者这种程度在加深。另外在国际政治各个方面，从政治上的协调等等，这些方面应该说是比较冷的，应该说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解说：然而，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状态是难以长期保持下去的，如果不和谐的政治关系持续下去，必然有伤于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事实上，“政冷”影响“经热”的现象已初现端倪。2003年前的11年，日本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去年已被欧盟和美国所取代，中欧、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额都已超过了日本。

　　记者：那您觉得两国应该本着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减少这样的摩擦，来使经贸关系能够顺利的发展？

　　江瑞平：首先我想还是应该接触，应该对两国关系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真正能够坐下来，然后最好能有一个良好的共同的愿望，来正视它、解决它。对此我们双方的领导人，都需要采取一个相对比较，在原则的，在一定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还是有一个冷静的思考，采取一些冷静的措施。那么我们也注意到，无论是近期日本外相访华也好，是最近小泉首相的一些表态也好，似乎显现出，日本有意要改善对华政治关系。但是我想中国有一句老话，我们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解说：有学者认为，为了促进经贸关系持续、稳定的发展，首先必须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而两国间经贸往来应该对促进政治关系的缓和起到积极的作用。

　　记者：日本和中国毕竟是两个国家，那么现在存在一个政治上偏冷，而经济上偏热的现象，那现在这种现象该怎么去解决呢？

　　斋藤圭介：目前的这种政治偏冷经济偏热的情况,还是需要更多的政治方面，在两国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人士，进行直接见面对话，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解说：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既有密切的现实联系，又有历史的恩怨，两国关系中的曲折变迁对各自国运兴衰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也都证明了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

　　江瑞平：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趋向，就是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与此同时还有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这意味着什么，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如果政治关系好，他会为经济关系发展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如果政治关系不好，也会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当然经贸关系的发展，也会对政治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创造一定的经济基础。

　　记者：任何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都是以政治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为前提的，对于中日经贸关系，他的前景、他的发展，您持一个什么观点？

　　江瑞平：我是这样看的，首先要肯定中日政治关系，现在这么一种状态，已经对双边经济关系造成了一些负面的、消极的影响，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中日发展双边的经济关系有可观的基础，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我想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中日经济关系还会进一步的发展。我同时也强调，如果中日双方这种政治关系冷淡状态持续下去，甚至进一步恶化的话，伤害的首先是中日双边经济的关系，其次是两国经济稳定和增长，同时也会对经济区域化合作，对全球经济稳定，造成巨大的伤害。

　　马宇：从经济角度来说是，一个共赢、双赢的模式，从国家层面上来说，这个利益关系不单单包含一个商业上的成功或是一种商业的利益，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可能更高层次上的国家利益，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或者在某一时期要强于商业利益。我们也不会单纯为了某种商业利益，而去牺牲一种更高层次的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

　　解说：2005年4月22日，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的亚非峰会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发表演说时表示，日本铭记对历史的懊悔和歉意，重申坚持用和平手段处理所有事务。4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雅加达下榻的饭店会见了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胡锦涛在会见后表示，中方维护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方针没有改变，他提了五点主张，希望尽快扭转中日关系发展的困难局面。

　　（资料）胡锦涛：第一，双方要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的原则和精神，要采取实际行动，致力于发展面向21世纪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第二，要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要把对那场侵略战争表示的反省落实到行动上，绝不再做任何伤害中国和亚洲有关国家人民感情的事。第三，要正确处理台湾问题，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体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的承诺。第四，要坚持通过对话平等协商，妥善处理中日双方存在的分歧。第五，要进一步扩大两国在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扩大两国的民间交往。总之，我们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使中日关系走上健康 稳定发展的轨道。

　　解说：日本首相小泉表示愿根据胡主席提出的五点主张的精神，积极推进日中友好合作关系，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上，日本政府将遵循日中三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原则，这一立场没有任何变化。他还表示，完全同意胡主席的建议，通过对话解决日中间存在的分歧。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希望中日双方以此次会晤为契机，采取切实措施，化解分歧，克服困难，努力使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