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炳华 王洁清

　　“张曦文真忙！”未曾谋面，笔者对空军驻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这位女军代表就有所“领教”。笔者带着采访本在招待所足足蹲了3天，终于见到了满脸倦意、歉意十足的张曦文。

　　听她讲完3天来的行程，笔者内心的些许抱怨变成了由衷的敬意--第一天，张曦文早5时起床，8时30分从北京飞到广州，中午到某厂协调有关事宜，下午宣讲产品进度与质量，晚上修改检验报告；第二天赶往重庆，调研评估生产能力，召开军企领导碰头会，连夜乘火车奔赴成都；第三天上午到配套厂家抽查样品，中午组织协调会，当晚12时回到北京……

　　这些年，张曦文以这种“在路上”的特殊方式和拼搏精神，与战友们一道，奔波于机关院所，巡视生产车间，现身试验靶场，深入一线部队，用“火眼金睛”明辨武器优劣，用“尚方宝剑”拦截问题产品，用柔弱的肩膀扛起装备保障的重任。

　　“小丫”摇身变“专家”

　　张曦文，高挑的个头，白皙的皮肤，脸色看上去有些憔悴。如果穿行在繁华的大街上，看不出她是一位高级工程师，更难想像她是某新型地空导弹指挥控制系统的主管军代表。

　　6年前，张曦文揣着一纸空军通信专业的硕士文凭，来到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中心代表室当上了一名军代表。当领导把她引荐给工业部门时，航天科技界的精英们一个个面面相觑：“怎么来了个‘空姐’，她就是主管？”听到这话，张曦文心里很不舒服。

　　一次，工业部门探讨新装备研制问题，按惯例军代表要发表意见，半天的会议，张曦文啥也没听懂，更别说发言了。没过几天，军地专家召开产品研讨会，匆匆赶来的张曦文却被拒之门外：“这种层次的会议，你一个小丫头来干嘛？”也正是这次冷遇，使张曦文决心在新的起跑线上发力。

　　某新型地空导弹武器系统涉及导弹、雷达、通讯、计算机、模型数据处理等十多个专业，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高技术“集合体”。张曦文就掌管着这个武器系统的“中枢神经”部分。

　　为了尽快熟悉新装备，张曦文的兜里揣个小本子，天天跟班作业。人家上车调试，她就盯在一旁仔细看，人家开会讨论，她就坐在角落认真听，边听边记，实在琢磨不透，就硬着头皮问。一位总工程师见她很塌实、肯钻研，就将两份该型装备设计的“秘笈”塞给她。她如获至宝，抓紧点滴时间背记、思考、消化。半年时间里，小本子换了10多个，光资料就整理了近30万字。张曦文渐渐熟悉了主管的装备，可以“放单飞”了。可她不满足，继续在专业深度和广度上拓展。

　　在新装备联合调试期间，张曦文既当徒弟，又当总调度，既当联络员，又当检验工，成天风风火火，忙个不停。在与科研单位、工厂、机关和部队的磨合中，她熟练掌握了新装备的整个系统，直接参与了一系列重大技术问题决断，向决策机关发表见解和意见。当初遭人白眼的“小丫头”，变成了令人信服的“专家”。

　　“我签的是打赢‘保险单’”

　　一次，设计师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把新装备指挥控制系统的显控台拿了出来。张曦文发现操作的鼠标摩球设定为左手，便提出改设为右手，设计人员不同意，结果双方争论起来。对方认为军代表只负责验收产品，不该管装备设计上的事。一向温文尔雅的张曦文发作了：“凡是装备的事，我们军代表不仅要管，而且必须管到底。”设计人员见状，就以改动费时费力为由，想“通融”一下。“装备是用来打仗的，到时候你和敌人通融，行吗？”张曦文说，左撇子的几率大概只有5%，绝大多数人短时间内不能适应这个过程。“如果装备不方便操作，万一临战换将，替补人员不习惯左手操作，那该怎么办？现代防空作战节奏转换快，一仗下来往往只有几十秒，甚至十几秒、几秒钟，装备设计必须绝对可靠”。

　　最终，设计人员重新调整了方案，张曦文认可后才签字。

　　军代表都握有一把“尚方宝剑”，张曦文的高明之出就在于懂得如何“亮剑”。

　　一次靶场试验在即，某企业一个元件不合格，想换一个了事，张曦文想：它为什么不合格？经过筛选没有？是个例，还是批次性问题？于是，她责令同类产品全部“回炉”做失效分析。这个产品只值十几元钱，从西北辗转到北京，从北京折腾到重庆，再从重庆转回西北，这一大圈下来，不算一次技术分析4500元成本，光是车船费就得近万元，企业肯定吃不消。

　　于是，张曦文操起电话，迅速打通每个“关节”，各个点上的军代表以接力方式，仅一周就将结果拿回基地。

　　“部队明天上战场，我们今天上前线”

　　作为空军最新型地空导弹系统的主管军代表，她最清楚搞出这套高精尖的武器，我们国家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也深深懂得自己正在做的事意味着什么。

　　新装备靶试定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她来不及告诉丈夫就上路了，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半年。人在戈壁滩，却隔三岔五满天飞，几十家承制单位和外协厂家分布在全国各地，哪有问题她就飞到哪。

　　她打破军代表沿袭多年的关注末端、只问结果的工作“惯例”，总结出“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事后把关”的工作流程，对于同类产品问题，她采取“打包处理”的方法，召集相关协作单位，集中会诊，现场解决，使工作效率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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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的军事代表制度

　　1950年1月，军委后勤部与重工业部、东北军工部签订了第一份军工生产合同，首次派出24名干部担任驻东北、华北、华东等地区军工厂的检验代表，负责订货合同的监督和产品检查。

　　1952年2月8日，空军抽调11名干部，分别进驻111厂等5个工厂；1953年3月，海军派出15名干部，分别进驻上海清东造船厂等6个工厂。随后，解放军通信、装甲、工程、防化等兵种陆续派出军事代表承担军工产品的检验工作。

　　1953年5月，驻厂检验代表改称为驻厂军事代表。

　　1964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厂军事代表工作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军代表法规。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军事代表制度被取消，导致大批装备带着质量问题出厂交付部队，成千架飞机、几十万支枪、上百万发炮弹不得不返修，甚至停用报废，使我军装备建设蒙受了重大损失。

　　1977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恢复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厂军事代表制度。

　　1989年9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了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厂军事代表工作条例》，标志着我国军事代表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98年4月，总装备部成立，军事代表的隶属关系也随之作了相应调整，各军兵种军事代表局实行归口管理，隶属于全军军事代表办公室。

　　全军驻厂军事代表分为海军、空军、二炮、总参、总后、总装六大系统，业务工作按军兵种和装备分类，分系统、分级负责管理，自上而下，各成体系。

　　现行驻厂军事代表制度，是由国务院，中央军委以法规形式予以确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厂军事代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在承担军工产品型号研制和定点生产任务的企业、事业单位(以下称作工厂)，实行军事代表工作制度，由军队向重点工厂派出驻厂军事代表。

　　我国历史上的武器监造制度

　　在我国历史上，国家对兵器的监造有着广泛的记载。秦朝时，秦军队的武器、铠甲等均由国家统一提供，设有专门的武库，官员设“右尚方令丞”一职。

　　元代时，兵器制造有了较大发展，我国的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火铳开始出现，朝廷在大都(今北京)设立了兵器管理机构。明朝也设立了掌管兵器制造的机构。清朝则基本沿袭明代的兵器制造制度，分为中央制造和地方制造，由“兵部尚书”主管，设“武库司”、“武备院”等机构，八旗兵所用兵器由兵部定式后移交工部制造。重要的火炮，由皇帝指派官员督造，制成的火炮都要由皇帝钦命的官员进行验收，合格后才能配发军队使用。由此可见，我国各个朝代对兵器的制造都极为重视，并形成了较为严格的监造制度。

　　外军的军事代表制度

　　1921年，美军代表最早的名称是驻厂检验办公室。1923年，改为驻厂代表办公室。1945年，二次大战后，美国陆军、海军和空军先后建立各自的驻厂代表办公室，分别管理各军种的合同，其名称分别为：陆军、海军和空军驻厂。

　　美军现有的国防合同管理局(DCMA)系统(含地区机构和合同管理办公室)，就是美军的驻厂军事代表系统，现有1.23万人在从事军事代表工作。前苏联、英国等国家的军队也设有军事代表机构，职能和作用与我军基本相同。

　　(顾炳华 王洁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