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一个历史事件或一段历史经历了60年的时间跨度，应该说往往已经变成按其字面本来含义上的“历史”了。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已经过去60年，却没有在欧洲、在世界上变成“历史”，反而比战后初期、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人们环顾当今的欧洲就会发现，这既非因为公共舆论对历史研究有特殊的兴趣，也不是由于二战的结束又到了逢五逢十的纪念日，因而要搞些例行公事的纪念活动。

　　欧洲不能忘记二战，是因为它的后果至今仍影响着国际格局、各个国家的国际声望和国际地位

　　欧洲之所以不能忘记它，是因为二战的后果至今仍影响着国际格局、各个国家的国际声望、国际地位和它们作为世界民族之林一员的特性。对二战的认识又体现着一个民族在当代的道德水准。德国总理施罗德不久前在纪念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解放60周年时说，回忆纳粹的罪行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已经成为德国人特性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当今的德国人之为德国人，就必须世世代代永远铭记从1933年到1945年这12年的历史。其实，这又何止仅限于德国人。

　　人们不能不回忆二战，首先是因为它是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卷入战争的有全球2／3的国家，波及20亿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80％）；交战双方动员兵力达1．1亿人，因战争死亡的军人和平民超过5500万，仅死在希特勒大屠杀屠刀之下的犹太人就高达600万；据专家们近年来估计，二战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15万亿美元；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大地事实上变为一片焦土。人们不能不回忆二战，更为重要的它是一场今后恐怕再也不会达到其空前规模的战争，同时又是人类有史以来一场道义问题最为尖锐的战争。希特勒几乎集历史上的一切邪恶之大成，赤裸裸地推行其种族灭绝目标，登峰造极地实施其屠杀手段，这些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美国社会学家汉娜·阿伦特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接近尾声时曾写过一句被后人视为格言的话：“绞死戈林固然是必要的，但却是完全不合适的，这就是说，同所有的刑事罪责相对照，这种罪责超越和摧毁了一切法律规则。”战后60年来，尤其是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追问，这一切怎么会、怎么可能发生。希特勒固然邪恶，但他一个人怎么会使发源于古希腊的悠久的欧洲文明几乎毁灭殆尽？

　　人们之所以不能忘记二战，还因为对二战的起因、二战前及二战中从国家直到每个人的立场的总结和反省，从世界范围看还远远没有结果。在有些国家，说得严重些，还刚刚开始。以德国为例，今欧洲以至全世界都公认它在反省其历史罪行方面堪称“世界冠军”。但即如德国，也是经过战后几十年、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其中不乏反复，才达到今天这种地步的认识水平。而这之中，国际环境的推动和压力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试想一下，1932年6月以37％的选票把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推上台的德国人，享用过希特勒剥夺犹太人财产和被占领国家财富好处的德国人，1936年在柏林奥林匹克运动场上以排山倒海的欢呼迎接希特勒到来的德国人，战争后期又以120万人死于逃亡途中的代价而遭到报复的德国人，焉能在一夜之间接受认罪、服罪、悔罪这样一个精神上的洗礼？

　　德国经历了相当长的“学习过程”，而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实现脱胎换骨的转变

　　德国历史学家诺贝尔特·弗莱在他最近在以《1945年与我们》为题的历史论文集中，分析了德国人战后的这个“学习过程”。他把德国战后对“第三帝国”的回顾分为四个阶段： ———政治清洗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盟军以法律手段严厉惩罚纳粹要犯。从1945年到1949年，除在纽伦堡审判中判决了纳粹党、国家机器和军队中的24个代表性人物外，西方三个占领区审判了5000余人，其中800人判处死刑，至少1／3执行死刑。在由美国单独举行的纽伦堡后续审判中又审讯了184人，4／5被判刑，24人被判死刑，其中一半执行。此外，在此阶段对于前纳粹骨干出于防止潜逃的考虑，予以监禁，牵涉到10万人。对于众多的纳粹国家机器中的官员，即所谓“胁从者”，为了防止他们抵制盟军的占领，则实行解除职务的措施。

　　———历史问题政策阶段。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后，阿登纳政府曾想以一系列措施把历史问题“一笔勾销”。换言之，阿登纳政府打算尽快甩掉历史包袱。主要措施是大赦和让与纳粹有瓜葛的上述人重归社会。1949年末德国联邦议院通过第一部“赦罪法”，对1949年9月15日以前的全部犯罪行为实行大赦，其中就包括尚未超过追诉期的纳粹案犯。1954年夏天，德联邦议院又通过第二部大赦法。在这一阶段，甚至连某些直接参与过屠杀罪行的“行动队”头目也被释放。故而，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纳粹罪行的否认、轻描淡写曾喧嚣尘上，认为盟国对纳粹罪犯的审判是“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审判、德国的正规军还是“干净的”，诸如此类的谬论广泛地存在于社会意识之中。

　　———廓清历史阶段。随着1925年出生的、被后人称为战后“怀疑的一代”长大成人，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政策引起的一系列丑闻的冲击，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德国对纳粹罪行的反省才真正进入严肃研究的阶段。哲学家特奥多尔·阿多诺、卡尔·雅斯佩尔斯、里森州总检察长弗利茨·鲍尔等有识之士开始组成一个由政治家、法律工作者等构成的社会网络，推动在学校里讲授当代史，追究纳粹的罪行。1963年，由鲍尔总检察长主持的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标志着社会的决定性转变。“怀疑的一代”开始追问他们的父母在纳粹时代干了些什么。正是“怀疑的一代”构成了战后给德国打下深刻烙印的1968年学生运动的主力。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在这个阶段才逐渐成为社会注意的中心。这个阶段持续了20年，德国社会对历史的反省才初具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面貌。

　　———保存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关于纳粹罪行的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题目，人们更加强烈地要求廓清纳粹罪行的细节，无论是文艺作品还是传播媒介，越来越密集地、一浪高过一浪地深究纳粹时代的各个侧面，更加深入地追问人性、良知、道德。1985年，在二战结束40周年之际，当时的德国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发表的著名演讲，标志着德国社会对历史罪责认识的成熟。这篇演讲被认为是德国有史以来划时代的十大演讲之一。但即使在这个阶段，也仍然有人试图“一笔勾销”这段历史，如1998年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声称，“廉价的”、“连篇累牍的”关于纳粹、二战的电视节目，他是掉过脸去不看的。当时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在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或民族，对自己的历史———尤其是不光彩的历史的追忆、研究和总结能达到德国这种不留情面的高度。如上所述，德国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实现这个脱胎换骨的转变的。

　　日本还没有真正开始这项为民族奠定道德基础的工程

　　二战结束60周年了，需要像德国这样进行彻底的总结、回顾、廓清、保存历史的国家的名单还长得很。日本还没有真正开始这项为民族奠定道德基础的工程。即使是某些二战的战胜国，难道没有必要廓清它们在二战前与德国关系的真相和细节吗？另外，一些遭受过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也不能侧身事外，他们中有的不该反省一番战后报复德意志族聚居区的暴行吗？即使某些没有直接卷入二战的国家，就能对二战历史的清理袖手旁观吗？

　　正如此间舆论所说，世界上很少有几个词能像Holocaust（大屠杀）成为几乎各国各民族都明白其含义的一个词。这种情况如历史学家弗莱所言，说明对纳粹的“大屠杀”的记忆正在“全球化”。2002年参加瑞典斯德哥尔摩关于“大屠杀”的国际会议的与会者庄严签字承诺，要把“大屠杀”传达的信息送进21世纪，要在各国进行关于“大屠杀”的教育。如此看来，二战还不会“历史化”，如同在博物馆观赏古埃及木乃伊似的来回顾二战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德国前总统罗曼·赫尔佐克曾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对其历史的彻底了解，它就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记者　江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