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停地生病、打官司，这些年来总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现在脑子不好使了，要拿着这些东西才能把这些年的事情讲完整。”
温州乐清市柳市镇后街村，林广象4层半小楼的家中，他从抽屉里找出一沓材料，最上面有4本颜色不一、新旧不同的户口本。
“再多的户口本也改变不了我们‘黑户’的事实！”林广象苦笑着说。
第四本户口本：农业家庭户口
2000年10月9日签发
第四本户口本是公安机关给林广象家最新换发的。
“为了这户口本上‘农业家庭户口’六个字，与共和国同龄的我打了生平第一场官司。”对林广象的采访就从这本户口本开了头。
上世纪50年代末，由于天灾人祸，中国出现严重饥荒。中央作出决定，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以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林广象家在1962年把户、粮关系转到农村。他们既不是城市户口，又不是农业户口，成了夹缝中的“尴尬人”。长期以来，他们出工却拿不到同样的工分，分粮时拿到的是二三等的粮食。这一群体中的一部分人被称为“定销户”，他们的子女成为了“定销二代”。
2000年前后，周围村镇定销户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后街村的定销户待遇问题却总是被村干部们以种种借口一拖再拖。村长阮成武在2002年5月份竞选村长期间的“承诺书”上一再表示，要对后街村的定销户和农业户们一视同仁，其他几个新选上的干部也表示一定要为定销户们解决好口粮款问题，但他们上任后问题却不见解决。
“2000年的这本户口本彻底摘掉了我们定销户的帽子，我们是农业家庭户口的农民，为什么和村里的其他农民不能被一视同仁。我要正这个名！”林广象说道。
2002年11月25日是后街村的农业户们发口粮款的日子，定销户们得知这一消息后，在11月20日到村委会要求解决口粮款问题，没有回应。11月21日上午他们又到村委会再次提出要求，村干部说村里很穷，定销户的口粮款问题没法解决，阮成武还说这是村双委的“集体商量意见”，并一再强调该意见“是结合有关政策和本村实际情况形成的，需经村民代表大会最后表决通过”。
“这时村里有人跳到村委办公桌上用穿着皮鞋的脚狠狠地踢了我胸部两脚，使我心胸严重挫伤。”林广象说，这两脚让他从此与安眠药结了缘。事发当天下午经Ｂ超、ＣＴ检查：心包及胸腔都有积液外伤性积血，住院50天。
林广象开始不断到公安部门和镇里、市里有关部门告状、上访，反映定销户口粮款问题。2003年8月4日中午11时，林广象收到了一张公安部门的《行政案件不予立案通知书》。
林广象不服，依旧到处上告。
2004年8月26日，乐清市人民法院寄来一份特快专递，其中一张“应诉通知书”开头写道——“林广象：本院已经受理××诉你名誉权纠纷一案……”
告着告着，林广象反倒成了被告。
林广象打起了退堂鼓。这时许多人来他家说和，对方也“恰到好处”地撤诉了。
林广象的第一个官司平淡结尾。他一直耿耿于怀的定销户问题也就如此不了了之。
第一本户口本：农村
1979年12月签发
林广象并不甘心。
“40多年的遗留问题，不摘掉定销户的帽子，子子孙孙都得带着它过日子。有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谁听过我们这种定销户户口？‘黑户’。”林广象道出心结。
1958年大跃进期间，我国职工人数大幅度上升，1960年8月达到最高峰，为5100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2649万人。城镇人口从1957年的9900万人，增加到1960年底的1．3亿人。1960年吃商品粮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57年的15％左右变为20％，为了保证城市粮食供应，在农业连续减产的情况下，对农民征购粮的数字大增，两年净征购率达到了28％和21．5％，大大高于1957年的17．4％的水平。即使如此，市场粮食仍然极其紧张，1960年粮食短缺124亿斤，1961年粮食短缺119亿斤，年年都要挖国库粮。
1961年5月，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指出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粮食紧张问题要多管齐下，其中一条措施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陈云同志说这番话时，国家粮食库存已经下降到148亿斤，其中陈粮只有101亿斤，仅够铺仓底。
在从1961年1月开始的两年半中，全国职工精简与录用相抵共减少了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中央精简小组在《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胜利结束精简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了工资开支，减少了粮食销量，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
林广象告诉记者，他的全家除了还在镇供销社工作的父亲保留了居民户口，其余家庭成员全部在1962年把户、粮关系转回了农村。他们这批人当中的一小部分最终形成了“定销一代”，子女则成了“定销二代”。
“不过直到1979年前，还没有定销一说，1979年12月的这本户口本是我家中现存最早的一本户口本了，当时还和别的农民一样定为‘农村’。”
第二本户口本：定销
1985年5月7日签发
1979年的时候，林广象已经成家8年，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回到农村的10多年里，林广象并没有感觉到和同村的农民有太多的区别，但身份的不同依然能感觉得到。
地是集体的，去地里干农活记工分。不同的是，精简下放回来的这些人大多只需要在春耕春种、夏收夏种、秋收冬种这3个农忙季节务农。工分的计算上有所区别，干一样的活，林广象只能计得七八分。他们这些人多是因为有各种手艺活，之前被纳入集体合作化，成为居民户口的，很少从事农业生产。而工分的计算是按照对农业生产的熟练程度划等级的。
林广象并无怨言。1970年之后，有着雕刻手艺的他，一个月靠木雕石刻能赚上40多元，比父亲的33元工资还要高。
唯一让林广象不满的是，他经常要到生产队去买回分给他家的粮食，村里的农业户分的粮食是好粮食，差的二三类的粮食就分给精简下放的这些家庭。他感觉到很不公平。
1979年，当时的温州地委办公室下发了《关于解决部分城镇下放人员口粮问题的初步意见》的25号文件。文件指出，下放人口大部分集中在农村集镇周边的社队，而这些社队又是人口多，土地少，因此在口粮分配上矛盾相当突出。
文件规定，凡是精简下放后，没有参加农业生产和分配，今后也不可能同农业结合的，可以单独划出作为农村定销人口，由国家参照城镇居民的定量标准，核定到户，给与粮食供应，实行“一年一定”的定销办法。
“定销户”一词由此产生。
1985年，当林广象家再次换发户口本的时候，上面明确标明了他们的身份——定销。
“这一政策确实解决了定销户吃粮的实际问题，但这一临时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延续了10多年，最后变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温州市瓯海区梧田街道办事处农业科科长黄显钦常年接触定销户，很早就发现了问题。
黄显钦说，粮食部门发给定销户的定销粮票购粮比居民粮票每斤要贵出4分钱左右，贵出部分是粮食部门的保管费。粮票临时缓和了定销户的吃粮问题，也让他们找到了居民的感觉。
在紧随其后的80年代初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许多定销户带着这种“优越感”和对土地承包的怀疑，放弃了争取承包土地。1998年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又基本延续了前一轮承包的结果。定销户从此成了没有真正的居民待遇、又没有土地的“尴尬人”。
陈永贵是梧田街道办事处老殿后村村民，至今他还在为定销户的身份使儿子失去了好的求学机会而耿耿于怀。他总说，“这是一生中受到的最大的打击。”
他的二儿子陈学敏1988年初中毕业，在瓯海区榜上第一名，超过温州市重点高中的录取分数线。就是因为他家是定销户户口，不能上市重点高中，儿子才上了一所普通高中，毕业以后摆起了饭摊。陈学敏结婚后，有温州市户口的老婆为了不让子孙世世代代都是定销户，连户口都没迁。
因为没有耕地，大儿子也摆起饭摊，老两口还是摆饭摊，全家都在路边摆饭摊。
在城里摆饭摊，管理部门又因为他们是农村人口，不发营业执照。经过好一番折腾，才终于拿到了执照。65岁的陈永贵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起来。
90年代初，政策允许将家中一人转为居民户口，林广象看到了陈永贵的前车之鉴，把儿子的户口转了出去，为的是居民户口才可以享有的求学和城里招工的权利。
第三本户口本：农户
1990年8月10日签发
“不是居民，又不是农民，哪头都讨不了好，就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林广象这样形容定销户的境遇。
1992年国家计划供应粮取消，定销户的定销粮票也随之取消。在此之前的1990年换发的户口本上，“定销”两字已变成了“农户”。随着定销粮票的失效，定销户已经成为档案中的陈旧名词。此后城乡求学和招工门槛开始渐渐趋同，居民户口的含金量越来越低了，但同时，“农民”这个身份却越来越金贵。
随着温州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城镇化进程迅速加快，农民的土地不断地被征用，征地价格也直线上升。没有土地将意味着失去很多经济利益。
林广象回忆，到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后街村已基本上无地可种，到处是商品房和工厂的厂房。虽然同属无地农民，但是他们这些定销户农民因为以前没有地，得不到土地补偿款，得不到村集体收益分配，得不到养老金、医疗保险……一切与钱有关的利益都与他们定销户无关，而一切一切的义务却并没有被忘记他们，扶贫捐款、农业基金……哪一项也不能缺少。
他们争取权利的时候发现，很少有村民会为了他们的利益呼吁。他们想自己努力，又发现自己实际上并没有被选举为村民代表的权利，即使在决定事关定销户利益的大事时，也往往没有定销户代表在场。
由于安眠药的副作用，林广象已经很难回忆起某一个具体事例。比他大13岁的林银聪对有些事情却记忆深刻。
梧田街道办事处大堡底村的林银聪在那个村是幸运的，大堡底村90多户定销户中，他成为了1999年6月村第一届村民代表会议的代表，而且一当就当了3年。不过他遗憾的是，定销户的问题虽然屡屡提出，但是根本没有用。村里给每个老人每个月发放养老金100元，林银聪却从来没有机会拿到，因为他是定销户。甚至想去村里的老年大学学习，也被告知：“你是定销户，这是我们农民的学校。”
被歧视，不仅是他一人的感受。
林银聪的老伴慕爱萍也是精简下放的。2002年，慕爱萍去开一个妇女计划生育教育会，高高兴兴离家，结果很快就哭着跑了回来。原来许多人看到她就说：“你是定销户，还来开什么会！”林银聪当时也老泪纵横。
老两口痛下决心，一定要让孩子们彻底摘掉定销户的帽子，付出的代价是4万多元买到几个孩子的居民户口。
梧田街道办事处党政信访室主任马明月长期接待林银聪这些上访户，她告诉记者，这些定销户还是很讲道理的。政府也想了许多办法，来推动定销户问题的解决。
温州市农办关于解决农村定销户问题的若干意见（温农领办20042号文件）中明确提出，仍是农业户口的定销户人员，按照自愿原则可以转为非农户口。……对转为非农户口的定销户人员，原户口所在村可根据集体经济状况和定销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以及承担义务的情况，或结合村集体资产改制，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仍是农业户口的定销户人员，不愿转为非农户口的，允许保留农业户口，取消定销户称谓。……对保留农业户口的定销户人员，村集体经济组织不能歧视他们，享受村民（社员）同等待遇和权利，履行应尽义务。1992年1月1日至本意见发文之日前，没有享受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的原定销户人员（已享受或部分享受的不变），由所在村根据集体经济情况，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
但是，马明月认为，这样的文件之所以至今仍难以执行，这是因为过去村里对文件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现在则要经过村民代表大会，如果村民代表大会通不过，文件内容就无法落实。而村民代表里面又没有几个是定销户。因此彻底解决定销户问题，自下而上的温和改革几乎没有可能，需要的是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进。■撰稿／李泽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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