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巴黎5月6日电（新华社记者刘芳）71岁的耶迪纳克女士是退休营业员；68岁的巴伊女士曾是巴黎大学英语教授；73岁的克拉科夫斯基先生曾是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研究员、电子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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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3位法国老人有3个共同点：身为犹太人，他们的父母在二战期间不是被杀害就是被遣送，在纳粹和维希政府统治的法国，他们战战兢兢地度过了躲躲藏藏的童年；身为受害者，他们带着伤痛迎接胜利，此后半个多世纪目睹并参与了欧洲的和解与重建；身为见证人，他们经常被孙儿孙女询问那过去的故事，退休之后，他们走进法国各地的纪念馆和中小学校，成为专门讲述二战故事的老人。

　　在巴黎市中心的法国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会议厅，这3位老人和十几个当年伙伴向公众介绍了他们新近出版的合集《战争中的法国犹太小孩》。主编巴伊女士说，19个犹太小孩躲避搜捕的经历，不比集中营里的故事悲惨，也没有抵抗战士的斗争光荣，但是他们的故事记录着纳粹和法国警察当年的行为，记录着法国百姓对犹太人的救助、团结、漠视或告发。不同个体的不同行为，合在一起就是集体的记忆。

　　一身红格子套裙的耶迪纳克女士看不出已年逾古稀，始终带着微笑，讲到那最可怕的情节，声音还是哽咽了。那是1942年7月16日凌晨，法国警察在巴黎开始又一轮犹太人大搜捕。母亲、姐姐和她被临时关押在一家电影院。有的小孩在大人示意下从紧急出口逃跑，负责看管的法国警察假装没看见。

　　“妈妈几次催促姐姐和我乘机逃跑，可我揪着她的裙子就是不撒手。突然，妈妈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我这才跟着姐姐从紧急出口溜了出去，”长时间停顿后，耶迪纳克女士接着说，“那时我8岁，妈妈从来没打过我，我不明白那一记耳光是为了生命、是因为爱。我始终不能接受妈妈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直到1978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死亡名单上找到妈妈的名字。”

　　巴伊女士谈起1942年至1944年间的经历也恍如昨日。她和父母在法国西部农村东躲西藏，有时几个星期不能出门，全靠村民偶尔接济的食品维生。她记得抵抗组织为她制作了非犹太姓氏的假身份证，记得有个收留者家庭时常威胁要向警察告发，也记得曾有村民冒着生命危险通知他们逃跑——只是一直不知道那位先生的名字。

　　听了介绍之后，几位学生问老人们如何看待当年的维希政府和法国百姓、是否一直痛恨德国人。巴伊女士回答说，他们合写这本书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感谢参与救助犹太人的所有个人和机构，感谢所有以实际行动反抗纳粹及维希政府的法国和欧洲百姓。

　　巴伊女士说：“我们被搜捕，躲躲藏藏，随时可能死去，但是我们活了下来。德国人深刻反省了历史，法国也正式宣布承担责任。我们现在能够公开地、真实地、全面地讲述当年经历，我们的讲述被人倾听和记录，引起思考，这就是事情积极的一面。”

　　年龄稍大的耶迪纳克女士则表示了忧虑。应巴黎市政府的邀请，她现在每周都去三四所中小学给孩子们讲故事，经常被问到同样的问题。她说：“我总是这样回答，我拒绝把‘德国人’当成一个整体去恨，我尤其不恨德国的青年和孩子，但是看到同龄人，不论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我总是忍不住想问问当年他们做了什么。”

　　据统计，1942年至1944年间，法国警察与纳粹分子同流合污，将7．6万名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其中仅2500人幸存。不过，由于抵抗组织及法国百姓的努力，法国被遣送的犹太人比例在纳粹占领区中是最低的。

　　战后不久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的克拉科夫斯基先生给出的回答是这样的：“当高压政策造成全社会的恐惧时，当一部分人制造或漠视他人的苦难时，另外一些人则采取了勇敢的行动，因此这更加闪现着人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