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费老,半个多世纪以前,您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一个乡村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写成了《江村经济》一书。请问您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作这本书的?《江村经济》的调查和写作,对您后来的社区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费孝通:《江村经济》一书,可以说是由一连串的客观的偶然因素所促成的。

　　我最早到中国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是在1936年。那年夏天,我因在广西大瑶山调查受伤而回家乡休养。在此期间,我接受我姐姐费达生的建议,去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她在这个村里帮助农民办了一个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那是我国农民合作创办的最早的乡镇工业之一。它引起了我的研究兴趣。我在该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然后启程赴英国留学,在去伦敦的船上,我把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并为该村起了个学名叫“江村”。

　　我到英国后,进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我的老师建议我根据在开弦弓村的调查材料撰写博士论文《江村经济》。我在导师马林诺斯基指导下,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和重写,由他推荐给伦敦Routledge书局出版,书名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国农民的生活》),中文称《江村经济》。直至1986年,该书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译本。

　　我在“江村”实地调查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想法: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吃饭穿衣的问题,内忧外患使他们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陷入不足温饱的极端贫困境地。当时的历史现实,促使我产生了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也使我一生“志在富民”的追求更加坚定,我在以后的学术工作中,提出了农民温饱的“小康水准”、“现代工业技术下乡”、“乡土工业重建”等问题和想法。直至近年来的一系列研究工作,都是围绕中国农民脱贫致富这个主题做的文章。

　　记者:建国后,您曾数次重访“江村”,“江村”经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给您留下一些什么印象?

　　费孝通:我第二次重访“江村”是在1957年,前后相距21年。我在“江村”看到农业有了发展,粮食产量提高了,感到很高兴。但是,我也看到工副业被忽视了,乡村工业没有得到恢复,农民虽有土地可耕种,却只能种粮食,手里没有钱花,商品交换日益萧条,小城镇和各种集市也萎缩了,这使我忧心忡忡。我在《重访江村》一文中建议恢复发展副业和乡土工业,主张在村子里办小型工厂,希望促使农民尽快富起来。但是这种主张与当时的政策相抵触,不但没有被接受,“反右”时还受到了批判。我从“江村”回到北京不久,即被打成“右派”,从那时起直至“文革”结束,我失去了继续进行农村调查和学术研究的机会。

　　1980年,我恢复了名誉和正常生活,从1952年就被取消的社会学也得到恢复和重建。我重又拾起被迫中断了20年的“为中国农民能富起来做些什么事”的实践课题,重新开始农村调查工作。我急切地想实地看看我十分熟悉的“江村”经过这20年风雨后的样子。于是,在1981年,我三访“江村”。这次访问,我高兴地看到了“江村”当时全年人均收入已接近300元,位于全国前列。而在1978年,“江村”的人均年收入还只有114元。为什么“江村”的农民收入能这么快地增长?我通过实地考察,农村经济结构中出现了农、副、工互相结合的现实和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让我特别兴奋的是,我在“江村”看到了我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经开始在现实生活中出现,而且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也显露了苗头。中国人口有十多亿,农村人口又占绝大多数,在这样的国情下,我认为多种多样的工业不宜集中在少数城市,而应当设法尽可能分散到广大农村里边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工业下乡的意图,是使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比重时人口不至于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村的劳动者,而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可能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我看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

　　“江村”的变化不是孤立的,“江村”所在的吴江县的各个集镇也都表现出活跃的迹象,商品交换多了起来,城镇居民普遍增加。其中有名的吴江七大镇正在从先前冷冷清清的衰落景象里抬头挺胸,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吴江我还看到了一种值得特别注意的变化,这就是由于乡镇工业办得好而富裕起来的乡村,农业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绝对数字却在明显增长,增长速度也比工业不发达的乡村要快。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实,它向世界展示出中国在发展经济道路的一个崭新特点:中国社会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它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推动农业走上了现代化道路。这条工业化道路不是从理论上推导出来的,而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在改革实践中的新创造。

　　记者:您从“江村”开始的中国社区研究历程,是怎样逐步深化的?

　　费孝通:“江村”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可以说是我认识中国农村、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起点。在调查和写作过程中,我注意到中国农村里农业、家庭副业和乡村工业的关系。但我的目的并不限于了解这个小小的乡村,而是要了解中国社会。但是怎样从这个起点出发去全面了解中国农村?又怎样从中国农村去全面了解中国社会呢?

　　1981年我三访“江村”时,注意到吴江县各个集镇上的人口无不在迅速增加,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势头。而在过去,50年代它们都曾进入过一个衰落时期,人口下降,百业萧条,到70年代后期陷入谷底,出现冷冷清清的局面。现在这些集镇怎么会突然兴旺起来呢?这个问题吸引了我。我注意到当时正在异军突起地发展着的乡镇企业。因为这些是乡、村(当时称公社、生产队)所办的工业,所以一般都称作“社队工业”。集镇是社办工厂集中的地方。这些集镇上新办的工厂纷纷到农村里去吸引农民出来当工人,集镇的人口也就多起来了。乡镇工业带来了繁荣,集镇上新的建筑一座座盖了起来,面貌大变,于是农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生活改善了。

　　1982年后,对欣欣向荣的集镇发展的关注促使我的研究领域逐步扩大,超出了农村的范围,我开始了调查研究小城镇的课题,(由于我是从农村出发去研究集镇的,因而我的着眼点一开始并没有限于集镇本身,而首先是把它看成是城乡的结合部,我称之为小城镇)并提出了对小城镇进行“类别、层次、兴衰、分布、发展”的十字研究课目。我调查研究的地域也从家乡的一个村,扩大到包括七大镇、十几个小镇的吴江县,再扩大到苏南和江苏全剩同时,在研究队伍上也扩大了,再也不是我个人单枪匹马,而是组成了一个分工合作、集体讨论的研究小组。使研究调查工作提高了一个层次。可以说是从“江村”走向了小城镇。

　　记者:费老,您刚才谈到,对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而带来的小城镇的兴旺繁荣的关注,使您的社区研究进一步深化与扩展。近些年来,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越来越突出,小城镇建设问题也日益引起各方关注,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发展小城镇既不科学,也不经济,还污染环境,是资源配置上的一种浪费,解决农村剩余人口问题要以发展大、中城市为主。对此您怎么看?您认为小镇城建设在中国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应放在什么位置上?

　　费孝通:1983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小城镇,大问题》,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小城镇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认识它。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目前已有12亿人口,大部分居住在农村。这十几亿人吃、注工作的确是个大问题。多年来,由于我们严格控制城乡人口流动迁移,用行政手段划清城乡户口,农民进不了城,于是农村中“隐藏”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十来亿人如果都住进大中城市,需要花多少钱建设多少个大城市?这根本没有现实可能性。我主张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要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城市为辅。小城镇小则三五万人,大者也不超过十万余人。当然,大中城市也是需要的,但不宜多,布局要合理。目前我国城乡还存在二元分割结构和所谓城乡“三大差别”,我主张把“三大差别”和农民一起“消灭”在小城镇里。

　　在小城镇的建设过程中,资源浪费、污染环境、不讲规划等各种问题初期也是难免的,只要加强引导,合理布局、科学规划,我相信会逐步好转。

　　记者:在小城镇的研究中,您多次提到不同的“发展模式”这一概念,例如,您曾提出过苏南模式、温洲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等等,请问“模式”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

　　费孝通:模式是从发展方式上说的。因为各地所具备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等条件不同,所以在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路子,这是可以在实际中看到的。不同的发展路子就是我所提出的不同发展模式。比如,苏、锡、常、通这几个地方乡镇工业的来历和发展机遇类似。它们的前身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工业,即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办的工业。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是集体经济的实体,它有权在社员的劳动所得的积累一部分资金,用来兴办集体公有的工业,叫社队工业。到80年代初江苏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苏南的农民没有把社队企业分掉。在改制过程中,乡和村的人民政府替代先前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管理这份集体经济,通过工业保存下了集体经济实体,又借助上海经济技术的辐射和扩散,以乡镇企业为名而继续发展。苏、锡、常、通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是大体相同的,我称之为苏南模式。

　　发展模式的概念把我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步,要求我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发展的背景、条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其它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这就促使我进入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各种模式之所以能相互比较,是因为它们是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出发,又向同一目标发展的。共同基础是我们传统的小家经济,同一目标是脱贫致富,振兴民族经济。各地农民居住的地域不同,条件有别,所开辟的生财之道必定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对各种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也就是要说明它们有什么不同和为什么不同。

　　如前所说的苏南发展的路子,是通过公社这个集体经济和积累,有足够的资金一步到位地把工业引进了农村,借着农村体制改革的机遇,快速地发展起乡镇企业,带动了经济的整体发展。但具备苏南这样条件的地区并不多,那些在公社的集体经济实体解散后再要办工业的地方,就得从其它渠道取得兴办工业的启动资金了。温洲人想出了另外的办法。

　　温洲原来也是个穷地方,人多地少,单靠农业连温饱都难以维持。当地农民就大批到外地去打零工,卖手艺。一时浙江人满天飞,远到边区的小镇上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省吃俭用,把在外挣的钱寄回家乡积累起来,成了后来在温洲一带发展家庭工厂的启动资金,然后通过广大的运销网络出售家庭作坊的产品,形成了“小商品,大市潮。我把这种发展方式称作“温洲模式”。

　　模式这个概念的产生和发展,直接反映出我走出苏南以后观察范围的逐步扩大,比较方法的逐步深入。起初我是用小城镇的功能,如农贸中心,行政中心,工业中心等来区别不同“类型”。后来我看到乡镇企业的发展使许多过去不同类型的小城镇在主要功能上逐步趋于一致,于是我提出模式的概念作为比较研究的主要依据;但是在各种模式的比较研究中,我并没有追问由每一种模式所覆盖的地区有多大,划出各种模式所占的区域,这是因为我当时还没有明确“区域发展”这个概念。

　　记者:“区域发展”这一概念是否是您继小城镇“模式”研究之后提出的新的研究课题?

　　费孝通:是的。1984年我的研究跨出了江苏省界之后,分成两个方向扩大范围。一路是沿海从江苏到浙江,经福建到广东珠江三角洲,进而接触到广西的东部地区。另一路是进入边区,从黑龙江到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云南等地。在我的实地调查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见闻和思索使我注意到经济发展具有地理上的区域基矗各区域不同的地理条件包括地形、资源、交通和所处方位等自然、人文和历史因素,均具有促进和制约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可以有不同的特征,具有相同地理条件的地区也有可能形成一个经济发展上具有一定共性的经济区域。这些区域又可能由于某种经济联系而形成一个经济圈或地带。

　　1987年我在甘肃调查时,注意到在甘肃和青海交界的祁连山两麓居民除汉族外还有一些人数较小的少数民族,它们处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之间,形成了一道夹在藏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走廊,在经济上,正是牧业和农业的接触和过渡地带。当时,我从回族聚居的甘肃临夏越过省界到青海的海东地区,一查历史知道这一带正是明代以来茶马贸易中心河州的故地。我产生了一个想法:要发展这个地区的经济,大概只有利用它特有的历史传统,恢复它作为农牧贸易的基地,把临夏和海东联合起来,共同发展成为向青藏高原发展贸易的中心。我把这个想法同当时两省的领导讲了,得到了他们双方的赞同,我就向中央提出了两地建立一个经济协作区来发展农牧两大区域之间贸易的建议。这个建议在我的研究工作中标志着进入区域发展研究的开始。经济区域发展的概念丰富了我社区研究的内容。

　　我在青海、甘肃两省和宁夏、内蒙两个民族自治区作了实地考察后,看到了青海的龙羊峡到内蒙的托克托河段的黄河上游沿岸地区,正处于西藏、新疆、宁夏、内蒙四大民族自治区的中心,是西部的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些的多民族聚居区。为此,我提出了“共同规划,有无相济,互利互惠,共同繁荣”的原则,并在1988年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建议得到了中央和两省区领导的支持。这个建议是从广大区域出发来设想怎样推进经济发展的路子,可以说是区域经济这一概念落到实处的例子。

　　80年代中期我曾研究过珠江三角洲的发展。这地区借助邻近香港的地缘优势普遍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与香港形成了前店后厂格局的特点。我称之为“珠江模式”。珠江三角洲的快速发展得益于香港经济的扩散。在1988年考察南岭山脉时,我把开发这一片瑶族聚居区的希望寄托在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扩散上,提出了以香港为中心的三个环形地带的经济区域格局。后来我又在《珠江模式再认识》一文中提出港珠经济一体化的观点,开始考虑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这说明我的经济区域概念又深化了一步。

　　浦东开发以后,我以为应充分注意区域发展的大局和长远利益对上海的要求。当时在大陆建设几个香港的设想已经提出来了。这使我想起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就提出在长江三角洲建设东方大港的方略,进而想起本世纪30年代,上海已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东京的第二大城市。包括58家外国银行分行在内的168家银行使上海成了亚洲的重要金融中心。当时占全国50%到80%的商品进口量和占全国60%的茶叶和猪鬃出口量又使上海成为我国外贸和商业中心。建国以后上海的经济地位虽已大不相同,但到90年代初期,我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方向业已定论,上海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势所必然的要起变化。何况上海四周长江三角洲这个腹地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也比改革开放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果上海浦东仍想像深圳那样吸引外资,以建工厂为主,哪怕是兴建一些高技术产业,它的扩散和幅射能力都会受到很大限制,并可能在市尝产业结构等方面与江浙乃至沿海城市发生矛盾。即使上海能起到窗口作用,也无法起到龙头作用。当中国已经进入全方位开放时期后,比起窗口来,似乎更需要龙头。

　　因此,我认为,上海的发展宜更上一层楼,在更高层次上从区域发展的观点出发,考虑成为长江流域的贸易、金融、信息、科技、运输中心。换句话说,使上海在经济上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农业商品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成为一个具有广阔腹地的大陆香港。这也许是更可取的一条路子。以这个思路为底子,我于1990年提出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后来又更具体地提出了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闾的宏观设想。经济区域这个概念就是在实际调查中生长起来的。

　　记者:费老,您的社区研究工作,从对“江村”经济的微观考察入手,进入到小城镇建设的比较研究,再上升到对区域发展的宏观审视,随着您对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更进一步深化,您对全国的发展是否已有一个设想?从全局看,今天中国仍面临许多严竣的问题,如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东部与中西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等,您认为这些问题应如何得到解决?

　　费孝通:在东南沿海和西北地区的实地调查中,使我感觉到沿海和内地特别是边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已十分引人注目。从全国实现共同富裕的观点来看,有必要重视这个事关全局的东西差距。因此,在对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北、西南边区的发展情况有了较多了解并相继提出了这些区域进一步发展的设想之后,近年来我把研究重点放到了中部和过去了解较少的区域。这里有两条线,一条是沿海岸线北移,经环渤海湾进入东北地区,考虑建立参与国际共同发展东北亚经济的基地问题;另一条线是沿欧亚大陆桥向西进入中部地区,研究建立沿桥经济走廊的条件。

　　东北的情况,我在80年代中期开展边区研究的时候,曾在黑龙江有局部的了解,并想提出从内地吸收移民开发北大荒,为今后参与发展东北亚的国际大会战时充实实力的设想,但时机未到,并没获得当地领导的共识。

　　几年过去了,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91年,我有机会访问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着重考察了珲春市和珲春的长岭子口岸、距图们江出海口不远的边界和图们江口岸等地。

　　调查中我对行使图们江出海权、开放利用图们江口地区的重要战略意义有了更深的了解。简要地说,这是行使中国主权、维护中国在日本海利益的需要,是进入日本海、确立中国在东北亚的地位、建立参与东北亚经济发展的基地、迎接21世纪的需要。这一点,从宏观的经济区域发展的观点可以看得很分明。图们江口位于东北亚区的中心部位,从这里启程到朝鲜的罗津港、俄国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港、韩国的釜山港和日本的新泻港,距离最近,也能缩短到加拿大温哥华和美国旧金山港的航程。这对促进中国外贸的发展十分有利。中国东北地区的外运港口,目前全部集中在辽东半岛,并已趋饱和状态。打通图们江出海口,不仅可以缓和东北地区的外运紧张状况,还可使全国外运港口铁路运输布局得到改善。更为重要的是,在图们江口建设开放城市,并引导大连向“北方深圳”,更进一步向“北方香港”的样式发展,改善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总格局。加上胶东半岛的烟台、威海这些据点,;连成一体,形成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又一个大的接轨站,依托东北广大腹地的建设,将使我们取得面向参与东北亚发展的广大空间。

　　从注意到参与东北亚的开发,我又看到了发展环渤海地区的重要性。环渤海地区是中国经济由东向西扩散、由南向北推移的纽带。我曾利用访问考察的机会陆续对环渤海湾的沿海城市及其腹地作过实地调查,了解到环渤海地区具有独特的港群优势和广阔的腹地,有在国内密度最高的交通网络,有丰富的资源和工业生产能力,在占全国5.1%的国土面积上创造着超过全国1/4的工业产值。在第二轮改革开放高潮中,加快发展环渤海地区的战略任务已被写进中共十四大文件。

　　从1992年起,为了改变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我把探索中部地区加快发展的路子作为重点研究题目,又接触到了新的情况,受到了新的启发,这使我能比以前更深一层地思索传统农业地区脱贫致富的路子和沿欧亚大陆桥地区的整体发展问题,提出了发展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的设想。

　　改革开放以来的10多年里,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其地缘优势,发展步子较快。到90年代初期,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人均收入,要比中部地区农民人均收入高出大约1倍。在这样的差距下,中部地区的农民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我很想知道,也想在扶贫实践当中和农民一起寻找下一个10年里让中部地区尽早赶上来的办法。我到苏北、山东找,到湖南、湖北找,到河南、河北找,找来找去,找到了两个旨在促进区域发展的经济协作区,找到了能使农民切实增加收入的庭院经济,和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当地称之为“公司十基地十农户”的路子。

　　我在苏北访问的时候,听说有一个淮海经济协作区,是苏鲁豫皖接壤地区的17个城市自愿组成的区域经济协作组织。他们从1986年起正式开始联合,打破条块分割的局面,形成横跨四省的协作网络,使这个区域的国民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外贸出口额的增长在成立协作区后的数年里边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作为东部沿海腹地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这样的成绩是令人鼓舞的。

　　接下来,我在邯郸访问时又知道有一个中原经济协作区。包括晋、冀、鲁、豫四省的15个地市,自1985年起自动联合起来,进行地市间经济技术协作。这是个农业传统悠久,人口、市镇密集,轻重工业并举,城乡市场广阔的区域,地处大陆桥中段,战略地位重要。这里的15个地市根据发展经济的需要自发组织起来,开展跨省界的区域协作,这里的干部有意组织群众走出条块分割,联手发展,这是值得关注和倡导的新生事物。

　　淮海和中原两个区域经济协作组织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这两个协作区包括的这一大片历史上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是否可以在从事农业和副业的个体农户的基础上积累起资金,走上工业化道路?对此,我不能说自己没有一点想法,但他们的现状怎样,他们已经作出了哪些探索,发生了什么样的效果,下一步怎样走更好一些,我所知道的还不多。同时我又看到了中部地区能不能加快发展,不光是中部自己的事情,也是决定沿海地区能不能进一步加快发展的一个关键。如果中部作为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市场不能快点发展起来,沿海地区的下一步发展就会受到很大制约。

　　我在访问过淮海经济区大部分城市之后,于1993年到商丘参加了淮海经济区第八届市长专员联席会议。又在对中原经济区作了一些了解后,于1994年到濮阳参加中原经济技术协作区第九届会议,并借与会机会对信阳、安阳、濮阳、焦作四市进行了实地调查。再结合我以前在湖南洞庭湖区、湖北孝感、河南民权、河北沧州、山东无棣等地看到的例子,我脑子里的思路比较清楚了一些。看来,在农业传统悠久的中部地区,从农业到发展工业之间要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可能就是发展庭院经济,为广大农民切实增加收入,早日脱贫致富,积累资金,自力发展乡镇企业。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上,加快中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沿欧亚大陆桥建设一条沟通东西、平衡南北的经济走廊,需要尽早提上日程。

　　庭院经济,就是以个体农户为基础发展成为农林牧副渔任何一业的专业户、专业村。我在孝感看到了“一村一品”形成的庭院经济,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有的村养甲鱼,有的村养鸟,有的村编鸟笼,千家万户都富了起来。在民权看到过的种葡萄,做抽纱,也是分散在千家万户。我到沧洲、无棣去看,了解到当地的枣粮间作,也是大有可为。淄博临淄区有一个西单村,我在村里看到家家户户都有池塘,村里搞立体农业,生态农业。他们在屋顶上种水葫芦,用麦杆、玉米梗养牛,牛粪集中起来生产沼气,沼气渣用来养鱼,养鱼的水可以浇地种田作肥料,这样在庭院经济基础上搞起了多业并举、良性循环的集体经济。加上村办工业,1993年的产值已有十几亿。

　　庭院经济虽还是在农业里边,却已不是传统的农业概念,而是跨到大农业的阶段上来了。大农业不是单搞粮棉油,而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这就使农民致富的路子多了起来。可以说,庭院经济是促进乡镇企业发展的一支强大力量。淮海、中原两个协作区有1.5亿人口,每人增几百元收入,就是几百亿的大市常庭院经济看起来小,力量却很大,看着不如大中企业气派大,却是广大农民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好门路,显示出的是另一种气派,富民的大气派。

　　中部地区的经济协作已搞了将近10年,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现在要上一个台阶了。有机遇,也有条件。沿海地区的发展搞了十几年,沿江地区的发展也已经提出了好几年,中国北部沿大陆桥经济走廊的发展还有待提上日程。大陆桥虽早就有,可是还没有被当作经济走廊去发展。陇海线通车已久,沿线的腹地并没有得到大的发展。现在,情况已经大不一样,南中国的发展迅猛,形势逼人,要求北方有相应的发展。长江三角洲的经济辐射借助长江进入中部,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可能实现。中部和北部的发展,要求沿大陆桥建设经济走廊,一方面发展潜力强大的沿桥腹地,一方面作为东部经济技术向西转移和扩散的通道,沟通东西。不仅如此,这个经济走廊正贯穿黄河中游的广大腹地,西接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东联黄河三角洲开发区,它可以带动整个黄河流域的经济大发展。而且可使北方经济既能从连云港东出,又能沿桥经河西走廊西进,去开发从中亚细亚到阿拉伯的巨大市常

　　淮海和中原两个协作区继续增强实力,连片发展,就是这条经济走廊的基矗加快这两地区的经济区域发展,一边建设经济走廊,一边建起欧亚大陆桥的桥头堡,与全国各地形成承东启西、南呼北应的大格局,对于中国从本世纪未到下世纪初实现全国协调发展,人民共同富裕,应该是有益的。

　　记者:目前,全世界出现了许多洲级区域经济,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亚洲的亚太经合组织,这些洲际经济区域的出现,对未来的世界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费孝通:我已注意到二十世纪后期世界经济发展中不断出现跨国家的经济共同体的理论和现象。欧共体把欧洲一些独立的国家在经济领域里进行密切协作和共同规划,初步踏进了全面统一的门槛。北美、中美各国也分别在部分经济领域中实行了联合协作,近年来有关亚太经济区域的结合也提到日程上。由于科技的发展,经济上全人类已密切地相互依存,正在走向联合,但还没有形成一个平等、和平、合作、团结的全球性共同体。洲级经济区域概念的提出,也许是走向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起点。但这也仅仅是一种可能,如果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仅是经济上的联系,将不易达到。

　　今天的人类将面临着一个选择。人是可以自我发展的动物,也是一种能自杀的动物。人类是选择自我发展,不断完善,还是选择自我毁灭,这需要全人类来作出回答。我希望全世界选择走向共同繁荣的道路,大家安居乐业,努力开发自己未发展的潜能,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

　　(本文在采访过程中得到费老秘书和助手张荣华、张冠生的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