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兆一：纷争

　　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历史研究室副主任吴东风研究员详细地向记者回顾了二战爆发前的岁月。具体地说，二战爆发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不无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订了战胜国“分赃”的凡尔赛和约。但诸多战胜国“分赃”不均。吴东风研究员认为，作为一战战胜国的日本和意大利，希望在“分赃”中占到更多的利益，但《凡尔赛和约》并没有给他们太多的好处，他们的野心没能得到满足。

　　而作为战败国的德国，被迫把欧陆13．5％的领土和10％的人口割让给其他国家，向胜利者交出全部海外殖民地，接受极为苛刻的军备限制，并承担巨额的战争赔款。不仅如此，胜利者还强迫德国接受协约国占领莱茵河西岸领土15年，东岸50英里为不设防区的决定，从而在法比边界上敞开着协约国进入德国的大门。吴东风说，这些条款更引发了德国人强烈的民族复仇主义情绪。

　　凡尔赛体系一建立，就包含着各种矛盾的因素，潜伏着未来冲突的根源。曾任协约国总司令的法国元帅福煦听到凡尔赛条约签订后，曾非常精确地说：“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

　　凶兆二：迷狂

　　二战爆发，这与德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吴东风表示，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又承担着巨额赔款，日子更加难过。因此，德国国内形势动荡，党派林立，敌对政府情绪滋生。希特勒鼓吹“我们的日耳曼民族是高等民族”，“为日耳曼人寻找生存空间”，主张扩张的计划反映了德国当时中下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迎合了当时民众的心态，德国中下层小资产阶级对于一战条约种种苛刻条件的不满从而释放出来。因此，德国国内对于纳粹党表现出一种狂热的崇拜。

　　另外，复旦大学历史系首席教授金重远认为，德国的纳粹主义思潮不是普通的民族主义，其核心是种族主义。他把犹太人、斯拉夫人以及吉普赛人等等都列为劣等民族，从而为之后的大肆屠杀奠定其荒唐的“理论基础”。同样的，日本的军国主义核心是大和民族至上论。

　　凶兆三：懦弱

　　吴东风说，“绥靖”政策从本质上讲，是大国以牺牲中小国家的利益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在20世纪30年代，英法等国家为了保护自己国家，采取了种种纵容的行为，满足法西斯国家的扩张欲望，来换取短暂的和平。事实上，这种“绥靖”政策不但没有为这些国家换来“和平”，反而助长了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侵略的气焰。

　　1938年3月，德国号称“拓展生存空间”，吞并了奥地利。9月，在大部分是日耳曼人居住的捷克苏台德区制造危机，欲图占领苏台德区。当时，英国首相张伯伦感觉战争的苗头非常危险，他害怕德国扩张威胁到自己国家。为了保护自己在一战后“分赃”的“既得利益”，他秘密会见了希特勒，同意牺牲捷克的“苏台德区”，法国同样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随后英法等国家召开的“慕尼黑会议”，标志着“绥靖”政策达到了高峰。

　　但“绥靖”并没有如张伯伦想像的给英国带来什么好处，反而助长了法西斯侵略气焰。战火终于越烧越烈，法国告急，英国同样面临灾难，德国军队的步步进逼，不可遏止的侵略野心彻底砸碎了张伯伦的“绥靖”梦 。

　　1939年1月，张伯伦被迫对德宣战。他哀叹地说：“我曾为之奋斗过的一切，我曾希望过的一切，在我公务生活中我曾奉行一切，都毁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