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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年05月09日11:37 来源：解放网-解放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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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 5月 9日，苏联士兵在布拉格与当地民众一起欢庆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今天，莫斯科，记者云集，守候一场盛大的庆典。60年前的今天，莫斯科沸腾！贝尔格莱德旌旗招展！60年前的昨天，伦敦欢歌！巴黎热舞！纽约纸飞！只因为，一场长达6年的战争梦魇在欧洲大陆结束———德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法西斯轴心“三头怪”已被斩去两颗头颅，剩下的日本亦成困兽之斗。
60年前，那些人、那些事留下了怎样的历史画面？60年前，为何在欧洲的东方和西方定下了今天和昨天两个不同的胜利日？带着一个个问号，记者造访上海图书馆，走进本报资料中心，寻访曾经见证这段历史的犹太老人……
重温胜利日狂欢
当记者在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检索室打开1945年5月的延安《解放日报》影印合订本，从馆藏书库里调出一本本记载二战的书籍并翻到它们临近尾声的部分，“胜利”、“解放”、“战胜”、“人类历史揭开新的一页”一连串醒目的字眼急急跃入眼帘，仿佛要争先恐后讲述那60年前的欢乐场面。
中国，延安，报社问讯电话不断———
“延安全市昨日热烈庆祝欧战胜利。中央党校放映苏联影片。许多机关举行跳舞晚会及会餐。人们兴奋谈论并不断打电话询问本报关于德寇无条件投降的详细情形。”
美国，纽约，街道纸片厚达膝部———
“德国7日在法国里姆斯（注：今译兰斯）签署投降书的消息一传来，整个城市随即呈现狂欢景象。纸条与撕为碎片的电话簿纸纷纷从城市摩天大楼上飞落而下，这是纽约人传统的庆祝方式。数万庆祝人群拥挤了各街道堵塞了一切大路。各街道纸片厚达膝部，一切电话全都沉寂，交通停顿。”
法国，巴黎，报贩为人群包围———
“扩音机宣布投降消息之后，人群涌集巴黎大街一大报馆门前狂欢高呼。晚报以六寸标题登载投降消息……报贩为人群包围，摄影员站立各地方给群众摄影。”（———以上均摘自1945年5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
英国，伦敦，篝火映红了天空———
“（8日）18点刚过，3架兰开斯特飞机从城市上空掠过，放射红红绿绿的火箭。盟国的旗帜开始出现在商店的橱窗里和住房的阳台上，无数的居民涌上了大街，节日的篝火映红了天空。”（———摘自美国约翰·托兰《最后一百天》）
俄罗斯，莫斯科，欢呼声响彻红场———
“在无线电宣布德国无条件投降还不到一小时之后，整个莫斯科都悬起了国旗。各街道上迅即挤满了涌向市中心的快乐的人群。数千人挤在红场上。人们到那里来表示他们洋溢着的情感。他们歌唱、互相拥抱、握手。每一祝贺都为成百的应声所应和。斯大林万岁！欢呼胜利的声响彻于红场上。人们让出地方并开始跳舞。……几十只手抓住了胸前带着四个勋章的青年军官，并高呼‘乌拉’把他抬起来。人们于是热烈地抬着十个陆海军战士，表示对祖国保卫者们的热爱与感激。……克里姆林宫的窗子打开了，从那里传来了对群众欢呼的回答，引起了新的热烈的鼓掌。”（———摘自1945年5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
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处处都是国旗和照片———
“五月九日，贝尔格莱德又呈现欢乐的景象。建筑物上都悬挂着南、苏、英、美四国国旗。房屋墙上与商店的窗子上都贴着南斯拉夫民族解放斗争的领袖铁托、斯大林元帅、丘吉尔首相、罗斯福总统、杜鲁门总统的相片。人们穿着节日服装，聚集在大街上。上午十时，铁托元帅用无线电向南国人民致贺。”（———摘自1945年5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
上海滩：乌云难掩光明
相比欧洲庆祝德国投降那欢腾畅快的气氛，当时的上海，仍是黑云压城。由于上海当时仍为沦陷区，敌伪政府在苏联红军攻占柏林前就下令，禁止各报纸及电台私自发表柏林战况。当时上海的主流媒体几乎没有任何有关庆祝活动的报道。
然而，黑暗压抑不了人们对光明的向往。据1945年5月9日的延安《解放日报》报道，在上海，一些“顶风”报道苏联红军占领柏林战况的报纸，均在出版后不到25分钟就被抢购一空。外滩江边的码头工人，在沉重的歌声中，唱出“看红旗飘扬柏林”的句子。德国在沪宣传机构的围墙上发现了触目的反德抗日标语，其中一条是“德国一倒，日本难逃”。胜利消息传来，伪币被抛售暴跌，金价在数小时内大涨，苏、美、英外币也猛涨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德国纳粹覆灭的喜讯，不仅感染了普通上海百姓，更成为所有当时在上海避难的犹太人最为难忘的回忆之一。
1945年5月9日的上海，在哈里·亚伯拉罕的记忆里永远是特殊的一页。这位67岁的犹太老人现在是美国俄亥俄州一家生产工业搅拌机公司的老板。他告诉记者，中国对他来说，是一个亲切而熟悉的字眼，不仅是因为他的公司目前与中国有着很多的生意往来，更因为60年前，他在上海贫旧的棚户区里那一段流放异乡的童年。
1938年希特勒政府掀起反犹浪潮后，殖民统治下的上海对于德国犹太人来说，成了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签证就可自由进出的地区。亚伯拉罕回忆：“当时，我的母亲几经周折，终于给我的爸爸和叔叔买到了2张票。1939年1月，他们从布亨堡集中营出来，辗转到达上海。”3个月后，母亲带着小哈里坐船来到上海，那一年，他才1岁半。尽管亚伯拉罕的父母初到上海时一贫如洗，但犹太人与生俱来的商业精明很快让他们生存下来。亚伯拉罕的父亲收集废弃的锡铁罐头盒，转卖给上海的冶炼厂商，母亲帮别人做针线活。1945年5月9日，二战在欧洲结束的好消息在上海的犹太社区中不胫而走。亚伯拉罕说：“我们从报纸上知道了这一消息，从那一天起，我们就热切盼望着日本投降，我们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来到。”
1947年6月，亚伯拉罕随父母离开上海，到达美国旧金山。4年前，他曾重返上海，探访了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回顾童年往事，他感慨地说：“在犹太人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人民给予了我们庇护，这就是对生命权利的尊重。”
“胜利还只有一半”
60年前的今天，德国法西斯垮了、意大利法西斯完了，但日本法西斯还在负隅顽抗，战争并未完全结束。
欧洲胜利日当天，丘吉尔忧郁地提醒英国人，“我们切不可忘记……日本尽管受到袭扰，日见衰败，但仍在窥测方向……我们，像中国一样坚持这么长久而无所畏惧，而且由于我们和美国有着光荣的盟谊和兄弟般的忠诚关系，我们必须在世界的那一边不畏缩、不失误地站在他们一边打这一场大战。”（———摘自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胜利与悲剧》）
如出一辙。杜鲁门在胜利日当天向美国人民宣布德国投降的好消息后，也接着发表了一项有关继续对日本作战直至其无条件投降的声明，声明明确向日本人民解释无条件投降的意义：“这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此前一天，美国陆军部宣布，正在欧洲的美军，将直接开往太平洋亚洲战区，而不先返回美国。5月9日，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又宣布，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已经拟就，欧洲与地中海战区的海空军全部力量，将立即加到日本身上。以加倍力量打击日本来纪念欧洲战场上的胜利，成为美军方的一致口号。
连原来并未对日军宣战的苏联也有所表示。5月9日下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旧金山向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代表顾维钧保证说，就苏联而言，除非所有法西斯与残暴势力根绝于世，战争即未结束。
60年前的今天，欧洲的胜利也在鼓舞着对日作战的主要战场上的广大中国人民。1945年5月10日的延安《解放日报》社论号召，“远东战争行将更彻底更激烈更大规模的展开，让我们中国人民，首先是9550万的解放区人民，团结一致，加紧努力吧！”
60年前的这一天，虽然并不完美，但人们对法西斯的痛恨，对战争的厌恶，对胜利的狂喜，对和平的向往，共同凝结成欧洲胜利日不朽的记忆。往事不谏，来者可追，为了在浩劫中消逝的无数生命，为了人类未来的命运福祉，这段记忆弥足珍惜。
背后故事
柏林兰斯 两份投降书
今年4月22日，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里，现代军事文献部主任蒂姆·南宁格向部分媒体记者展示了该馆珍藏的1945年5月7日纳粹德国投降书原件。2张页面泛黄的文件被严严实实地罩在塑料保护膜里，现场不允许记者用闪光灯，一个小时不到的“媒体见面会”结束后，投降书很快被送回地下室，再度尘封起来，但投降书所承载的历史瞬间，即使是60年后的今天，依然历历在目。
1945年4月，第三帝国的灭亡指日可待，缺少的只是一纸投降书。5月5日至6日，希特勒的接班人邓尼茨玩弄了一个狡猾的阴谋，他多次派人与正在法国兰斯的西方盟军首领艾森豪威尔联系，谈判投降条件，同时却下令东线德军继续抵抗，阻止苏军推进。艾森豪威尔当时坚决表示，投降书没有任何条件，必须立刻签字。6日，艾森豪威尔约见苏军代表索斯帕罗夫将军，告知他德国人已接受全面投降，并将拟好的投降书给他看，请他通知莫斯科，如赞同，就代表苏联在投降书上签字。签字仪式定于7日凌晨2点在兰斯举行。索斯帕罗夫将情况火速电告莫斯科，但莫斯科当天未及答复。7日凌晨2点41分，索斯帕罗夫以见证人身份代表苏联签了字。不过，他谨慎地留了一手，在投降书上写了一个备注说明：“任何一个同盟国政府仍可提出签订另一个更为完善的德国投降书。”
这份以英文写就的投降书墨迹未干，莫斯科的答复电报就来了，电报指示索斯帕罗夫不要在任何文件上签字。斯大林对于英美盟军在兰斯接受德国投降并签订投降书极为不满。他认为，苏联是抗击和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主力，柏林是苏联红军攻克的，投降仪式应该由苏军主持，受降地点应该在柏林，兰斯的投降仪式只能当作预演。索斯帕罗夫当即表示，自己并未得到授权在投降书上签字，因此，这份投降书不能生效，必须在德国柏林举行一场正式的签字仪式。
1945年5月柏林时间8日晚上10点43分，柏林东南部的卡尔斯霍尔斯特市的一所军事工程学校内，原为食堂后改为苏军司令部所在地的一座两层楼房里，稍作修改的德国正式投降书，在苏军朱可夫元帅的主持下，由各方正式签署。投降书规定，该投降书应于柏林时间5月9日零时生效。
5·9 5·8 两个胜利日
抗击德国法西斯，使西方国家与苏联前所未有地团结起来。然而，在最终确定哪一天为“欧洲胜利日”这一问题上，双方却拉开了距离。美英法等国家将之定在1945年5月8日，而苏联则定在5月9日。从表面看，这一日之差与第二份德国正式无条件投降书的签署生效时间———柏林时间5月9日零时有很大关系，那一刻，伦敦、巴黎仍是8日，而莫斯科已是9日。但翻开有关的历史记载，这远非时差问题那么简单，它与我们今天所真正纪念的东西———人类为了正义而团结起来的伟大精神，是如此的不和谐。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决定性的一年：1945》中写道，“我们原先与斯大林商定，公告于5月8日华盛顿时间上午9时（伦敦时间15点和莫斯科时间16点）发表。可是丘吉尔催促提前一天发表，俄国人则坚持迟一天发表……经过几次电讯往还，最后决定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正式公告仍按原定时间，即5月8日星期二华盛顿时间上午9时发表。”
斯大林抗议这样过早的宣布。他在为此专门给杜鲁门发去的电报中说明了理由：“……红军最高统帅部不能确信德国最高统帅部下达无条件投降的命令能被东线德军部队执行。再者，我们担心的是，如果苏联政府今天宣布德国投降，我们就欺骗了苏联人民……应该考虑到德国人在东线的抵抗并未减退。……苏联统帅部希望等待，直至德国投降成为现实，并将政府声明推迟到5月9日莫斯科时间19点发表。”
必须承认，苏联肩负了抗击德国法西斯武装力量的主要重担，而德军在签署了投降书后仍在东线抵抗苏军。就在德军6日与艾森豪威尔展开投降谈判的同时，邓尼茨继续在电台宣布，“德国人应该继续与苏联人战斗……而不要在西线抵抗盟军了。”遗憾的是，苏联的呼吁最终未使美英苏三国的步调在欧战结束的最后一刻保持一致。结果，杜鲁门于8日华盛顿时间9点钟在白宫发表了有关欧战结束的讲话，丘吉尔几乎同时在唐宁街10号发表了类似讲话，彼时，“苏联电台却在一个儿童节目里播送了一个‘两个兔子和一只鸟’的故事”。斯大林直到次日才发表了战争结束的声明。
欧洲胜利日的灿烂晴空中，冷战的阴云似已悄悄飘来。（本报记者 孙佳华驻美记者 敖军） 1945年 5月 1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邵剑平翻拍 本报记者 孙佳华 驻美记者 敖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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