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99年岁末，中国新华通讯社刊发了一篇二战期间中国女人在比利时传奇经历的报道。文章不长，却迅即被《人民日报》转载。由于这篇文章，一段关于中国大家闺秀钱秀玲的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终于渐渐撩开了她“神秘的面纱”。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和全国妇联妇女发展基金会、潇湘电影制片厂联合支持下，以这位几近销声匿迹于异国他乡的“中国辛德勒”为原型的16集电视连续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已拍摄完成，中央电视台初步拟订该剧作为2002年一套黄金开篇巨作。曾被誉为“比利时的中国母亲”的钱秀玲，终于在她九十高龄之际，梦回她魂牵梦绕的故园，来开启那扇早应开启的尘封之门了。

　　想做居里夫人的江南闺秀嫁给了俄希混血儿

　　钱秀玲，1912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名门望族。其堂兄钱卓伦，国民党中将，曾历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主任等职。

　　钱秀玲虽家境非常优裕，却不骄不奢。她好运动，爱打篮球，喜爱化学。学生时代起，她即立志科学报国，最大的理想是去法国居里原子能实验室学习，希望成为像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

　　1929年，17岁的钱秀玲像那个时代无数有抱负的青年一样，孤身一人，负笈求学，来到比利时最有名的鲁汶大学就读化学系。在校期间，漂亮而又东方风韵十足的钱秀玲，和同校医学系比自己大几岁、具有俄罗斯和希腊两种血统的葛利夏渐渐走到了一起。结婚后，钱秀玲夫妇居住在比利时一个偏僻小镇，开始了他俩长达六十多年的相濡以沫的幸福婚姻，直到1996年葛利夏逝世。

　　1939年，二战在欧洲爆发。怀抱科学理想的钱秀玲在炮火纷飞的年代来到沦陷的巴黎，找寻约里奥·居里主持的原子能研究所。只可惜，研究所为逃脱纳粹魔掌，已迁往美国。面对人去楼空的大楼，钱秀玲黯然神伤，返回比利时。

　　德军地区最高长官是堂兄的知交

　　1940年5月，德军占领比利时。在钱秀玲居住的艾海德姆镇，一个参加抵抗活动的青年罗杰，冒着生命危险埋下地雷，炸毁了德军军列通过的铁路。事情败露后，罗杰被抓，旋即被宣判绞刑。

　　钱秀玲得知这一消息后，中华传统文化在她身上所孕育的正义感把她推向了那段畸形历史中的英雄舞台。和所有比利时人一样，她决不愿看到“爆炸英雄”悲惨的结局。偶然之间，她从报纸上看到冯·法尔肯豪森这个名字。“好熟悉的名字！……”

　　1934年至1938年期间，这位现任德军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战区最高行政长官，曾在中国担任国民党的军事顾问，与钱秀玲的堂兄钱卓伦互相赏识，最终结为莫逆之交。钱秀玲赴比国留学前，钱卓伦曾对堂妹说，要是遇上难事，可以找冯帮忙。

　　“冯现在是纳粹头子，会不会六亲不认，更加大开杀戒呢？”虽然有着种种担心，但救人如救火，钱秀玲还是马上字斟句酌地给冯·法尔肯豪森写了封信，恳求他能从人道主义考虑，设法使罗杰免于绞刑。第二天一早，她带着这封信和堂兄钱卓伦的信，赶早班车到160公里外的首都布鲁塞尔。千辛万苦找到冯后，钱秀玲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冯犹豫了一下说：“我会想办法的，让我试一下吧！”

　　几天后，罗杰奇迹般地被特赦。钱秀玲救人的事情传开了。在每个艾海德姆镇人心中，钱秀玲是可爱的中国女人，是“英雄”。

　　1944年6月7日，在艾海德姆镇附近的艾克兴市，地下抵抗组织杀死了3个德国盖世太保。德军开始疯狂报复，逮捕了97名青年男子，要求当地居民在一天内交出凶手。否则，将采取抓阄的方式，每批处死15人。在心急如焚的时候，又有人想到了钱秀玲。

　　当时，钱秀玲正怀着大女儿。她挺着大肚子，连夜坐着一辆破车，冒着被冷枪和流弹袭击的危险，赶到布鲁塞尔。冯·法尔肯豪森没等钱秀玲开口，就知道了她的来意。他为难了，钱秀玲却决不放弃。

　　第三天，被逮捕的97个人奇迹般地又被放了回来。没过几天，冯被纳粹德国调回柏林。这次见面成了她和冯在二战中的最后一次见面。

　　二战结束后，为了表彰钱秀玲的义举，比利时政府授予她“国家英雄”的勋章。比利时国王与王后还将一幅最心爱的合影签名后敬赠给她。艾克兴市的市民为了铭记这位巾帼英雄，特意将市中心的一条大道命名为“钱夫人路”。

　　战后她挺身而出为“战犯”辩解

　　冯·法尔肯豪森回到德国就被盖世太保抓了起来，作为异己分子准备送上法庭审判。但二战结束的脚步逼近了柏林，德国投降，冯·法尔肯豪森作为战犯又被交给盟军监管。1948年，冯被引渡到比利时。1950年，冯作为德国在比利时的头号战犯接受审判。

　　听到这个消息，钱秀玲坐不住了。她到处奔走呼吁，寻找她救助过的人联名上书，主动接受比利时媒体的采访。她告诉记者，冯是一个侵略者，但同时，他又尽其所能，从人道主义出发，使许多比利时人免遭杀身之祸。对他的功过应该全面评价。她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做过一点事情，国家因此授予我勋章。我的成功恰恰就是因为冯·法尔肯豪森冒着生命危险，做了最大限度的努力。”

　　法庭开庭时，钱秀玲还和她救助过的几个人出庭为冯·法尔肯豪森作证。最后，因为冯·法尔肯豪森作为德军占领军的首领，对战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当时，比利时有一位著名的反德国纳粹女英雄——希茜拉·温特偷偷地到监狱给冯送吃的、穿的。

　　冯服刑3年多，被提前释放。冯与希茜拉·温特携手回到德国的波恩定居。1966年，冯·法尔肯豪森去世，享年88岁。

　　战后，钱秀玲一家居住在首都布鲁塞尔邻近凯旋门的一所普通知识分子宅院里。走进钱家，看不见政府颁发的“国家勋章”，也看不见国王和王后送给她的珍贵礼物，据说她都让儿子收到不知哪个抽屉里去了。每当人们景仰地向她提起当年的往事，老人总是淡淡地、带着一丝抱歉回答：“我忘了，都记不得了。”倒是年轻一辈们追问，初恋时，葛利夏和她是谁先开始追求的对方，常常惹得老人饱经风霜的脸上泛出羞涩的兴奋的潮色。老人的儿子说，她母亲战后很不愿接受采访，她宁愿把那个扭曲的时代忘个一干二净。无数次过滤之后，她只愿记住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比如爱情，比如亲情……

　　老人除了一位跟随多年的从宜兴老乡请来的保姆，还育有一儿一女，也60多了。虽然离开家乡已70年，居家服饰跟普通中国家庭和中国老太太一无区别。“乡音无改鬓毛衰”，与自己人说话时，依然是自小那口带着宜兴口音的普通话。

　　钱秀玲的传奇在中国媒体亮相后，中央电视台不少领导觉得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题材；潇湘电影制片厂文学创编室主任周崎也跃跃欲试。但是，同一时间看到报道的哈尔滨专业编剧张雅文，却已经开始准备自费去比利时采访了。

　　张雅文，女，40多岁，电视连续剧《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编剧之一。她不懂外语，不知道钱秀玲老人确切住所，不知道老人接不接受采访，更不知道自己辛苦一场后会不会有投资单位来给自己投资拍摄。“就凭着一股子对老人的钦佩和创作的激情”，2000年，张雅文在中国驻比使馆文化处和钱秀玲侄子钱宪人博士的帮助下，从北国哈尔滨找到了落英缤纷的布鲁塞尔老人的家。凭着早年溜冰运动员不怕苦的毅力，一边帮老人做家务，一边跟老人聊天。张雅文的真诚和朴实最终打动了老人。就这样，靠着一家热心华人餐馆的饮食资助，家境并不富裕的张雅文终于写出了剧作一稿、二稿和三稿。

　　黄健中带着编剧进行了再采访

　　回国后，张雅文的剧本立刻将中央电视台和潇湘电影制片厂拉在了一起，组成了拍摄单位。大家不约而同地力推在中国以“人文”和“女性”两大主题见长、并有电影《我的1919》等外拍经验的电影导演黄健中。

　　2001年4月，导演黄健中、制片人钟勇和、编剧赵冬苓等人，赶赴比利时艾克兴市采访。该市市长(他父亲是钱秀玲老人最后营救的97人中的一位)亲自到机场迎接了创作组，并请来比利时历史学家介绍二战和有关钱秀玲的种种史实。

　　采访期间，黄健中不仅采访钱秀玲老人，还走遍了当年故事的发生地，他们从布鲁塞尔赶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接壤处，那里有钱秀玲和她丈夫葛利夏工作过的二战旧诊所，现已改为一所中学。曾经两度担任比利时驻中国的大使(她父亲也在那97人之中)，专程送来她父亲当年在集中营拍摄的老照片。

　　“我妈妈年纪大了，我们只想让她过安静祥和的日子。”黄健中导演和赵冬苓编剧4月份首次拜访老人时，老人的儿子不停地这么说。

　　“如果说年轻的钱秀玲是一个漂亮、敢作敢为的大家闺秀和五四青年，那么90岁高龄的钱秀玲，经历了生活的风风雨雨，可以说更加平和，更加纯粹，更加返璞归真了，甚至连她额头的皱纹也返老还童般地日益舒展。短短一个小时的接触，我觉得我们看到了她一生的历史。”编剧赵冬苓这样回忆今年4月份的头一次拜访。

　　如果说生命是一条河，通过和钱秀玲老人的接触，赵冬苓认为“遗忘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赵问：“艾克兴市以您的名字命名的路名，到底是哪一年的事啊？”

　　老人摊摊双手：“忘记了，都忘记了……”

　　赵又问：“国王给您颁授的勋章，您放在哪儿了？”

　　老人茫然地摇摇头：“真……真不记得了。”

　　然而，当赵冬苓又问：“在你眼中，冯法尔肯豪森是什么样的人呢？”

　　“一个有道德的人。”老人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

　　事隔几天，赵冬苓致电钱家要求再次拜访老人。像每次接待来访者一样，老人穿着漂亮的蓝旗袍，涂一点淡淡的口红，准时等候着他们。当赵冬苓再次提起勋章的事时，老人沉吟了半天，还是那句：“不记得有这事呀？”

　　亲属在征得老人的同意下，帮着赵冬苓找了老半天，仍是一无所获。拜别老人后，她的亲属问赵：“今天是不是让你很失望？”

　　“不，正相反，从老人的遗忘，我好像抓住了她最有价值的东西，我抓住了一个人物的魂。”赵冬苓激动地回答。

　　然而在拍摄期间，国内竟传出了些不负责任的传言。如关于她和德国冯将军关系暧昧的种种“故事”。赵冬苓对此很气愤，“这让我们作为旁观者也感到寒心。要是真有这些所谓的故事和污点，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和文化参赞断断不敢大张旗鼓地宣扬钱秀玲老人，文化部孙家正部长也不会在拍摄期间，两次郑重向比利时文化大臣提及此事了。”

　　是呀，在一个几近湮没的中国骄傲面前，我们有些国人为什么首先想到的不是对历史的尊重，不是对承担起宣传推广的责任，而总是凭着一己之想，去凭空捏造，去无中生有呢？（袁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