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本报以“柳林也有一个‘佘祥林’”为题报道了发生在柳林青年岳兔元身上的系列遭遇：被控故意杀人，“死者”却在下葬一年后突然生还；“杀人”恶名不复存在，却不能如佘祥林一样无罪获释；在看守所蹲了一年多，刚刚收拾行囊准备“保释”，命运却再次逆转，又被另罪判决……报道一出，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吕梁市公安局随即派出由局督察长史国奇带队的调查小组进驻柳林县公安局，众多读者也纷纷来电来函，希望了解这桩“案中案”的来龙去脉。

　　4月30日，记者在柳林县看守所采访了岳兔元。他叙事流畅，思路清晰，并未发现传说中有关他“思维不正常”的任何症状。

　　“我的确没有杀人……”

　　“没有？你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

　　我是2004年4月2日进来的。岳宝子父母让我帮他们在太原找人，其实，他们是怀疑我把宝子绑架了。我们从太原回到柳林，正在饭店吃饭，一辆黑色桑塔纳开过来，下来四五个人，把我架到车里，拉到了公安局对面的招待所。宝子父亲出去不到两分钟，两个警察进来了，把我拽进了柳林县公安局。

　　第二天开始审讯，他们先问我摩托车的事。几天前，我借了表弟六六的摩托去看戏，一个叫宋恩义的要卖摩托车，我没有同意，他自己找人把车卖了。后来，宋恩义因抢劫被抓，供出了卖摩托的事。县公安局的人说我诈骗，我说不是。三四天后，他们又来提审，让我说“杀人案”。我吓了一跳，我啥时候杀人了？他们说好好想想吧，走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们把我带出了看守所。路上，一个队长告诉我，岳兔元，今天你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到了公安局五楼的一个房间，他们让我考虑两小时。再考虑我也没杀，他们就把我带到了隔壁房间，我被铐到一张椅子上。我刚说没杀人，头上、背上就挨了拳头。我还是说没杀。那个队长就说，捆上，打。几个人上来把我五花大绑，还拿电警棍朝我捅。我受不了，蹲下、跪下，哇哇乱叫。实在受不了，我只好说，别打了，别打了，人是我杀的。

　　他们很满意。松绑、让坐、递烟。时间地点起因，我开始编。后来，他们告诉我，岳宝子的尸体在黄河里找见了，DNA也做了，看来就是你干的。世界上竟有这么巧的事！我害怕了。后来又有人提审，还带着摄像机，我就说，我没有杀人。他们就骂我，你小子还嘴硬！到后来，我自己都糊涂了，我究竟杀人没有？回到号子里，我想了一整夜终于想清楚了，我真的没杀人。

　　就在这个晚上，岳兔元第一次开口交代“杀人”经过。那么，办案人员究竟对岳兔元使用了什么样的“审讯技巧”，使他甘愿对一个子虚乌有的罪名供认不讳呢？

　　5月1日，吕梁市公安局派驻的调查组对有关人员进行调查，回答非常一致：没有打，没有骂，和风细雨，文明办案。

　　在“翔实”的口供和“确凿”的物证面前，如果不是岳宝子“死而复生”，一切似乎尘埃落定。

　　“别问了，人就是我杀的。”

　　“不要赌气嘛！我们能让你死，也能让你活。”

　　今年正月十四，柳林县公安局和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又来了。他们问我想不想活，想活就翻供。我寻思说啥也白搭，就说，你们别问了，人是我杀的。他们很失望地走了。

　　又过了十几天，吕梁市检察院的人来了，他们也是语重心长地说，兔元啊！你要为自己负责，没杀就是没杀，实话实说。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当初明明我没杀人，偏要我说杀了，现在怎么又让改口了。到了下午，他们又找我，笑眯眯地，兔元，咱没杀就是没杀，不怕，说实话。我积压了一年多的委屈全涌了上来，我大声地嚷，我本来就没有杀人！我从来就没有杀人！我真的没有杀人！他们很高兴地听着，记着，说“兔元，我们就要你这几句话”。

　　又过了几天，柳林县公安局的人来了。他们说，兔元，你把我们害苦了，如果上面有人调查，你怎么说？我咋说？实话实说。那我们就说你编造事实。那也是有人强迫我编造。你有伤吗？有证据吗？我是没有证据，但如果没有人让你从骨子里害怕，你会编瞎话说自己杀人吗？

　　岳兔元不知道，办案人员这一轮又一轮的问话，实在事出有因。2005年正月十二，“死”去一年多的岳宝子突然活蹦乱跳地回到了父母身边。在这个大活人面前，先前所有的“铁证”顿时土崩瓦解。

　　如果说这起轰动柳林的“故意杀人案”更像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那么，剧情发展至此，该如何落幕呢？

　　2005年3月，吕梁市检察院撤销了岳兔元“故意杀人案”。随后，柳林县有关部门领导会聚一堂，对岳兔元的去留问题进行会诊。3月8日，岳兔元得到将被保释的通知。

　　“判你一年吧，你的罪也不大。”

　　“什么？你已经关了一年多？那就判一年半吧。”

　　4月3日，我接到了柳林县检察院送来的起诉书，一看，是诈骗罪。那故意杀人罪呢？没人告诉我。

　　4月7日，我被带到了柳林县法院。法庭上只有一个女法官和一个记录的，法官念了念起诉书，对我说，你的案子也不大，就判一年吧。我说了句让我至今都后悔的话，我已经被关了一年多，多出来的天数怎么办？法官挺意外，她坐在椅子上算了算，又与刚从外面进来的两个人嘀咕了半天，女法官开始对我宣判：那就判你一年半吧。一年半？我没有诈骗，为啥判得我这么重？我要上诉。法官说上诉也没用，拖上三四个月，你也该出来了，还是不要上诉了。

　　回到号子里，我哭了。从电视里我知道湖北有个叫佘祥林的，和我的案子差不多，但他比我幸运。人家无罪获释，还能给家人“挣”20多万的赔偿。可我呢，老父老母因为我担惊受怕，挨打受气，原本以为宝子回来了，他们能挺起腰杆在村里做人了，现在倒好，杀人犯的帽子摘了，诈骗犯的帽子又戴上了。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呢？

　　结束了对岳兔元的采访，记者来到柳林县人民法院，见到了审理岳兔元诈骗案的女法官常妍芳。记者正要就岳兔元所讲之事向她求证，一个穿着花上衣、自称庭长的中年女人忽然冲了进来，粗暴制止记者与常法官交流。记者欲与常另约时间，“花上衣”百般阻拦，记者只好告辞。

　　经本报记者牵线，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刘刚、徐晋红担任了岳兔元的辩护律师，并为他递交了上诉状。两位律师认为，岳兔元借了表弟的摩托车去看戏，被宋恩义将摩托车出卖，充其量只是一件民事纠纷，表弟并没有报案，岳兔元却被以诈骗罪判刑，个中原因实在值得玩味。记者 郭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