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档案 李英才
1918年 生在泰国曼谷的一个华侨家庭
1937年 卢沟桥事件发生时，李英才刚考取泰国易三仓学院英语文学系，同年回国入黄埔军校第六分校步兵科学习
1943年 调任第六军39师任上尉连长，参加中国远征军，驻守滇西
1944年 参加松山战役等一系列滇西反攻战役
1949年1月 在昆明与一位小学老师结婚
1949年12月 李英才在云南随卢汉起义，成为解放军战士
1958年至1974年 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下放到云南巧家县高寒山区农场
1986年至今 退休在家，老伴已去世
放弃学业回国参军的远征军上尉连长李英才
士兵们在凌辱与嘲弄中为国效命
1937年，泰国首都曼谷一片祥和。
位于市郊的Assumption College(易三仓学院)迎来了一批新生。爬满大学红色围墙的常春藤吸引了一个中国学生，他叫李英才，中等身材，瘦削的身躯显得有些单薄。他徘徊于墙下陷入沉思。几天前泰国华侨总商会向学生们宣布，他们的祖国被日本人出兵攻打，商会号召华侨青年回国参军。
时光如梭，68年后这个当年的年轻人已满头白发，在昆明一套一房一厅的住房里，向记者讲述远离父母兄弟后的生活。
“我决定放弃学业，回国参军。开始没告诉父母，他们看我收拾行李，父亲猜到了，默默帮我叠衣服。”李英才祖籍广东台山，1918年出生在曼谷，父亲是摄影师，母亲是裁缝，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弟弟，家境中等。“我没回过祖国，但是从小在家里说粤语，父母告诉我们兄弟，我们是中国人，而且华人社区的文化氛围很浓，所以商会一号召，我就决定回国了。”
19岁的李英才受父亲影响，爱好绘画，在大学里学习英语、泰语文史专业。这个年轻人无法预见，这次分别竟成为与父母的永诀，而绘画、英语对他几十年后的人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
亲眼看到同学被枪毙
新兵训练军纪严明，受训的青年处处小心
泰国第一批回国参军的学生共有6人。几天后他们来到新加坡，从这里乘船经香港、广州回到故乡。从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地回国参军的华人青年也赶到新加坡领事馆集中出发，第一批回国的东南亚青年共101人。一百多青年遥望新加坡岛对面的槟榔屿，相约战争胜利后在此再相会。
“船到广州，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祖国的模样。当时的广州与繁华的新加坡、香港很不一样，到处都是面容惊慌逃难的人群，城市里满目疮痍，我们都很痛心，就把随身带的衣服和面包分给沿途逃命的人。”
船到广西梧州，李英才和同学们转陆路乘汽车到柳州，在这里，他们参加了黄埔军校第六分校，成为第15期学生。
“学校分步、骑、炮、工、辎重五科，我学步兵科。学校军训很累，加上水土不服，很多同学病倒了，还有人半途退学。三个月后学校搬到桂林，学员们背着枪和背包行军四天，我第一次走这么多路，两条大腿疼得肿起来，不过消肿后就不疼了。说也奇怪，以后打仗经常行军，我的腿再没疼过。”
黄埔军校纪律严明，学员们必须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因为内务不整洁、枪械没有擦干净，或者对排长的态度不好，都会挨处分，累积几次后，就会被退学。李英才在两年学习期内只受过一次处分，那次他太累了，躲在宿舍里睡觉没有参加早操，为此他被关了一天禁闭。
60多年后，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用晾衣架充当步枪，一挡，一撩，然后狠狠向前一刺。“这个动作，在军校整整做了一年，每天都练。”虽然老人步履有些摇晃，但劈刺动作干净流畅，一气呵成。
那时各地对新兵训练都很严格。今年91岁的老人许洪川已记不清当年受训的课程，但一件事却让他终生铭记。1942年，这名当时28岁的腾冲青年凭着与云贵检察使李根源的老乡关系，被保送进位于大理的“滇西青年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在这里受训后，一个商铺小伙计将变成一名职业军官。
“有一天，中午吃过饭不久，教育长通知全体人员到操场集合。一名同学被押上来，教育长向大家宣布，这个人是败类，大家不要向他学。原来这名同学偷了一支枪，运回六库的老家，被发现后被连夜抓了回来。教育长讲完，宣布枪决。另一个同学端着枪，从后面瞄准。我想，这个笨蛋，赶快求饶啊。结果他跪在地上，浑身发抖，话都说不出来了。后来，他的尸体被拖走，听说是在苍山下挖个坑，埋掉了。”
从此，受训的青年处处小心，训练团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学校医务，有200多名女学员，在一年多共同受训期内，一千多名青春年少的男学员和这200多名风华正茂的女学员间，竟然没有一对谈恋爱的。“虽然没有纪律规定不准谈朋友，但大家都觉得不好，只敢偷偷互相看看。”
60多年后，许洪川家里的墙壁上挂一张自己头戴军帽、身穿军服的老照片，相框里别着黄埔军校那副有名的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腐败的“乞丐部队”
物资短缺给补给带来困难，但军队中的腐败进一步恶化了士兵们的生存环境
1940年，经过两年学习，李英才顺利毕业，被分派到广西补充团，任排长，负责训练新兵。
新工作给他浇了一盆冷水。在军校里，李英才就听说了一句流行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士兵们总是吃不饱，不光粮食，几乎所有的军需物资都很匮乏。
每人一杆中正式七九步枪，军装每人一套，但长期不换发新军装，于是有的部队行军几个月后，军装破破烂烂，被叫做“乞丐部队”。一名摄影师拍摄的中国远征军通讯兵，站在路边摇电话，他的军衣肩部和腰部缝着两大块补丁，即使这样，在背部还是有一个长长的裂口，裤子又肥又短，草鞋的鞋带勒着青筋暴露的脚，只有头上戴的钢盔和斜挎的印有“US”字母的绿背包，显示出这是一个军人，而钢盔和背包，无疑都是美国人配给的装备。
士兵们脚上的鞋也是自己打的。一名排长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教新兵们学打草鞋，用绳子和破布条与麻草搓成的鞋耐穿，能走两个月，如果只用麻草，这样的鞋穿三四天就散了架。于是，中国远征军的士兵们在搜集战利品时，往往连死尸上的破布条也不放过。
物资短缺固然给补给带来困难，但军队中的腐败，无疑进一步恶化了士兵们的生存。
美国人研究了中国军队的伙食分配制度后总结：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们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们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
李英才后来调任第六军39师上尉连长，亲身感受了军队中的腐败。“1943年部队在保山驻防，准备渡江。战前分发物资，我听说是上好的美国进口咔叽布制服，还有皮鞋、毛袜子，各种罐头。结果军需官给我们连每人只发了六尺黄布，我去找他对质，他净讲假话糊弄我，我大声呵斥他：‘你再讲？！’边说边拉枪栓，他立刻就不敢乱说了，但是后来这件事也不了了之。听说军需官串通一些长官把军队的物资倒卖到内地，大理的市面上就经常见到各种军队物资出售。整个部队的物资分配从不公开，完全暗箱操作，想得到好装备，就要给长官行贿，或者像我一样发脾气，大闹。”
李英才拿团部军需官没办法，只能尽量管住自己的手下：“我对士兵说，如果发现我们连的特务长(即司务长)有贪污，立即向我汇报，我枪毙他。不知道是我的命令起了作用，还是大家以为我做戏，几年内从没有士兵给我反映。”
克扣军饷是军队中常见的腐败，另一种腐败看上去对士兵的伤害则不那么致命。
团长总是给李英才分摊空额：在花名册上增加士兵人数，多领的军饷按比例在军官中分配。“团长让我连虚报30个人，其中连长吃3个人，剩下的由营长、团长瓜分。”
李英才没有服从命令，他有归国华侨的背景，团长也拿他无可奈何。另一名不顺大流的军官是王光炜。1945年，王升任第八军辎重兵团团长，就任两个月后，军部军需处长对辎重兵团军需主任指示，辎重兵团编制是5000名士兵名额，实有2000名，除给团300名的空额经费外，其余空缺经费全部上交军部。王光炜不愿得此钱财，只好“借口治病，请假离开了部队。”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