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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相比于自然界的复杂性而言，人类自身的复杂性其实是相当有限的，可贵的便在于人类具有超越自身的探索精神，而这种外向探索的坚厚基石之一就是人类对自身的理解与探索；关于人类的知识于是就形成了人类知识体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但问题在于，伴随着人类与自然的日渐疏离和异化，以及源于西方的学术分工的作业方式，关于人类的知识已经逐步被支解开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可以见到并了解哲学中的人、文学中的人、历史中的人、社会学中的人、经济学中的人、医学中的人、生命科学中的人……，却难以见到全部和整体意义上的“人”，———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知识的一种巨大缺憾。本来，对于任何一位学者来说，同时具备“专才”和“通识”都可谓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同样由于现代学科构成和细化的缘故，人们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及诠释甚至也不免在很大程度上被局限了。而《文史哲》杂志在2004年第4期新设立的“人文前沿”栏目中所先行编发的香港孔宪铎先生的《基因与人性》和北京大学赵敦华先生的《文化与基因有无联系？》两篇文章，就属于力图沟通生命科学与人文学术两大领域的可贵尝试。从文章中我们可以获知，孔先生是一位对人文学科有着浓厚兴味和深切关怀的自然科学家，在《基因与人性》一文中，他大胆尝试着将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与我们古老的人性理论对接起来。他指出，基因是主宰人性的原动力，也就是说，人类所具有的动物性和文化性便来自于基因的本性和习性；此外，他还认为孔子在两千余年前所提出的“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极为合理地概括了由基因决定的人性双重性的善恶两面。而赵先生则可以说是一位对自然科学成果保持高度敏感的人文学者，他在文章中梳理了现代达尔文主义进军文化、人性和道德等领域的轨迹，并对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给予了充分的注意。
应该看到，随着人类基因图谱的绘制与相关研究的迅猛发展，一个科学上的“基因时代”业已到来，“基因”研究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科学皇冠上的那颗明珠。可以预见的是，这项研究的系列成果将更新人类对宇宙自然所持的观念以及与之相处的方式，导致社会秩序某种程度上的改观和人类自我定位的调整，甚至有可能改写人类自身。也同样由于对基因之探索和了解的日趋深入，生命科学得以大幅度进军人类的精神、心理发生原理与肉体、生理结构机能之间的玄秘，生命科学与人文学术的关系或许因此而走入一片全新的境地。哲学上的地平线，那些我们从来都未能走出的千古命题很有可能会接受科学之光的照耀。人文思考更添了新的凭依，既有命题亦会生发新的涵义。譬如，当我们了解到，尽管受到环境的种种影响、改变和制约，但我们的诸多生理特征（如肥胖），性格表现（如自闭），是否易患某些疾病（如心血管病），是否具有某种性倾向（如同性恋）乃至于人性及其缺陷等等事实上都处在基因的掌控之中时，我们以往定义、理解和诠释的所谓善恶与美丑，自由与博爱，合理与平等，偶然与必然，物质与精神等文化概念都必须重新加以审视。而值得我们警惕的另一面则是，空前的福祉与致命的灾难可能会伴随着基因研究与应用的进展而一同降临：虽然基因技术在不断改善人类的生存和健康状况，我们却也不免为其非道德应用所威胁。试想，当人类的自然存在和繁衍程序被过度干预甚而彻底改变，人类所不得不面对的将会是一个怎样的未来。此时此刻，人类的内在良知、人文关怀及其对自然应有的敬畏将可能是我们惟一的武器。
中国历史学之父司马迁所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事实上并不仅仅适用于历史研究领域。而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我现在很欣喜地看到两位先生为我们带来了如此崭新而丰富的知识信息，并引领我们对许多攸关人类前途命运的基本问题进行再思考。这大概也就是《文史哲》杂志开辟这样一个栏目的初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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