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讯

　　本报记者陈娟李杨

　　一起车祸，牵出两段婚姻：广东廉江的曾婵娟由此知道丈夫刘四还娶了另一个女人；四川广元的李芬才明白，丈夫在11年前就已结婚。日前，曾、李两人均以刘四合法妻子的名义，向肇事司机提出索赔。昨日，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开审此案。

　　原告：

　　广东人刘四的妻子曾婵娟及4个子女、刘四与四川女子李芬（化名）所生的一个女儿

　　被告：

　　拉萨市某单位汽车司机何富

　　诉求：

　　请求法院判何富赔偿死者遗孀及5个子女近20万元

　　焦点回放

　　遭遇车祸两“老婆”尴尬相见

　　2004年11月9日晚10时31分，拉萨某单位的司机何富驾驶一辆“标致”吉普型小客车，沿川藏路由双流方向往成都行驶，行至龙庆饲料厂处时，将横穿机动车道的男子刘四撞倒。刘四远在广东廉江的老婆曾婵娟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到成都看护丈夫，却看见一个20多岁的四川女人在丈夫的病榻前，温情脉脉地照顾着他。曾婵娟一问才知道，这竟是与丈夫刘四“结婚”还不到一年的“妻子”李芬，并且得知他们还有了一个半岁大的女儿。

　　看到两个女人愤怒而又愕然地相对，重伤的刘四还没来得及解释，就因伤势过重而死亡。

　　协商妥协“后妻”让女儿参加起诉

　　刘四死了，家属将得到一笔赔偿金。为此，曾婵娟和李芬起初都怀疑对方是“冒牌货”，是冲着占有这笔赔偿金而来的。双方为了尽快起诉，暂时偃旗息鼓，进行沟通之后，认为索赔是当务之急，就达成了妥协。因为曾婵娟表示，如果李芬以刘四老婆的身份进行索赔，她将以重婚罪起诉李芬。李芬便提出，自己不以刘四老婆的身份单独起诉索赔，但女儿刘小君作为死者刘四的子女，请求参加到曾婵娟及其子女的诉讼中，列为共同原告，向武侯区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肇事司机赔偿。

　　通过审查，法院最终受理了共同索赔诉讼。

　　庭外调查

　　异地两份结婚证都是真的

　　同时收到两起以同一男子妻子的身份要求索赔的上诉，这在成都的法院还是首例，在全国也属罕见，法院态度很慎重。两个女人为了证明自己是刘四的合法妻子，都向法院提交了与刘四的结婚证书及相关证明。

　　法院查明，36岁的刘四是广东省廉江市雅塘镇车田村人。1992年8月4日，他与比自己大4岁的曾婵娟结婚，婚后生育了两女两男共4个子女，其中最大的14岁、最小的7岁。为了养家，刘四只身到成都打工。曾婵娟向法院提供了雅塘镇政府、雅塘镇坡仔村村委会出具的结婚证明和育有4个子女的书面证明。

　　与此同时，李芬也向法院提交了2003年12月1日由广元市苍溪县白岩乡民政局颁发的刘四与她的结婚证书，并提供了年仅1岁的刘小君（化名）是其婚育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

　　庭审直击

　　重婚子女索赔司机感到不公平

　　昨日下午，武侯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原告曾婵娟及其子女、代为刘小君参加诉讼的李芬以及被告司机何富均未到庭。法庭上，三方的代理律师据理力争，庭审现场针锋相对，气氛跌宕起伏。

　　李芬的代理人、金牛区托正法律服务所的何桃和曾婵娟的代理律师均认为，刘四已经死亡，无论其是否构成重婚罪，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此都不再予以追究。而死者有5个子女，这是铁定的事实，作为死者的子女及曾婵娟，有权利向肇事司机何富提出生活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索赔要求。

　　曾婵娟及其4个未成年子女向何富提出的索赔要求是：支付刘四死亡赔偿金81091．6元、4个子女年满18周岁之前的生活费共46837．6元、支付曾婵娟及其亲属为办理刘四丧葬事宜支出的其他费用18000元，共计145929．2元。李芬之女刘小君则提出了抚养费49000多元的索赔要求。

　　另一方面，作为肇事司机的何富（化名）觉得自己“很倒霉”：难道由于刘四的重婚和多子女，自己就得为对方负担其5个子女的生活费赔偿吗？

　　律师对阵

　　唇枪舌剑不让步

　　由于双方都是由代理人到庭，庭辩气氛看起来比较平和，但是，正由于双方代理人都是内行，所以在关键问题上丝毫没有退让，其中浓浓的“火药味”是外行闻不到的。

　　何富的代理律师、四川兴华中律师事务所陈勇单称，刘四是重婚，应该按照法律来认定有资格索赔的对象；如果刘四由于重婚而生育的子女也要求赔偿，这对肇事司机来说很不公平。他认为，无论从道德和法律上讲，刘四的重婚行为都应受到谴责和追究，现在刘四在车祸中去世了，法律对他的重婚行为不再追究。但如果刘四还活着，那么他和李芬的婚姻属无效婚姻，也就不存在赔偿问题了。

　　陈律师还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抚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根据这一规定，曾婵娟代为其子女提出的索赔金额显然超出了标准。

　　连线广东廉江：曾婵娟外出打工了

　　昨日下午，记者多方努力，试图采访曾婵娟。通过拨打当地114，查到了廉江市雅塘镇镇政府的电话。通过询问，得到了曾婵娟所在的车田村村干部刘安的电话。据了解，曾婵娟把索赔一事全权交给成都的律师代理后，就从成都返回了家乡。她和刘四所生的4个子女均在上学，以前有刘四在外寄钱回家供养，生活还能维持。但现在刘四去世了，曾婵娟为了不让孩子们失学，已外出打工。

　　记者又请刘安家里的一个女子设法找曾婵娟的联系方式，对方说，平常都是曾婵娟跟家里联系，没有人知道她这次到哪里去了，她的孩子也不在家里住。

　　连线广元：李芬情绪激动拒绝采访

　　随后，记者拨通了李芬的手机。在电话里，记者听到一个幼儿嗷嗷大哭的声音。对于记者的采访，李芬显得极不耐烦。记者问她，刘四与她结婚时，向当地民政部门提供了哪些手续，李芬气冲冲地说：“你去问刘四嘛！”

　　记者反复向她表达了善意，片刻后再问时，李芬还是没好气地说：“我们肯定是有正规合法的手续才办到（结婚证）的嘛。”记者小心地选择措辞，语气和缓地问：“你在与刘四结婚前，对他是否有过婚姻，有没有提出过疑问呢？”李芬的情绪非常激动：“我咋晓得呢？我脑壳又没得病，晓得他结婚了还跟他在一起……”

　　随后，她挂断了手机，后来她的手机再也拨不通了。

　　从李芬的话语和情绪中，记者明显感到，她对采访表现出的对立情绪，实际是发泄对已故的刘四的怨气。记者从法院文书中看到，李芬提供的她与刘四的婚姻、生育等证书文件都不是假的。但是，这些真文书是怎么领到的呢？在李芬的极不耐烦之外，是否还掩藏着她对案件进程的某种焦虑？追求婚姻却遭遇不幸的李芬，该怎样来承受这一切？本报将继续追踪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