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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年前，安徽凤阳小岗村以“包产到户”一举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进典型。小岗村从此进入世人关注的视野，小岗村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小岗村。可是，荣昌县档案馆最近发现的几页手写档案纸，将可能改变这一段历史。
从这几页手写档案显示，早在1976年，荣昌县清升镇楠木沟村就已包产到户，搞单干的生产队长李万玉挨了批斗，摘掉了队长的乌纱帽。这里的包产到户，比小岗村整整早了两年。三件档案揭开历史
昨天，记者在荣昌县档案馆见到了尘封30年的三件档案。第一件是荣昌县清升人民公社委员会写给双河区委的报告，要求撤销清升公社九大队一生产队队长李万玉的队长职务，并交大会批判。
报告说，他（李万玉）任生产队长以来，资本主义思想泛滥。“尤其严重的是，除于1975年扩大自留地损失集体土地五亩多外，又于1976年秋季多次召集大小会议，提出私划土地。计私划土地44.059亩。”
报告还说，李万玉不思悔改，不仅将44.059亩田地私分了种小春，而且在大春生产中，又将田坎15.361亩、土35.262亩划给农民。李宣布各户种来各户吃。
既如此，公社党委研究决定：予以李万玉撤销队长职务，开除党籍，并在公社大会批判处分。以挽回影响，“彻底砸烂单干妖风”。
第二件是双河区委会会议记录：“清升公社九大队一队队长李万玉，长期搞单干活动，公社意见是批判后撤职。经区委研究，批判撤职。”时间是，1977年5月30日。
第三件则是双河区委随后对此的专门行文：双河区委关于撤销李万玉队长职务并交大会批判报告的批复。
荣昌县委有关人士说，三件档案说明，荣昌的楠木沟村（原九大队一生产队）在1976年就已搞包产到户。
在李万玉搞包产到户两年之后，安徽小岗的村社干部和11户农户也按下血手印，立下了大包干80亩棉田的秘密协议。后来历史把他们称为“点燃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导火索”。而在荣昌，早于他们的李万玉，却最终被革职批斗，至今默默地生活在老家。包产到户先行者李万玉
记者昨天前往荣昌，寻访包产到户的先行者李万玉。记者发现，他无意成为历史的书写者，而是有意让同一个生产队的两百多张嘴吃上饭。包产到户背后的动机，就这么简单。
昨天见到的李万玉，头发、胡子都已染上白霜，年龄62岁。这让人很难想像得出，30年前32岁的李万玉的模样。那时的他刚从西藏当兵转业回家，当了生产队长。
军人出身的队长李万玉感到难受，他没有饭吃，社员们也没有饭吃。还没到青黄不接的六月，大家就只能靠糠粑和野菜稀饭充饥。一些村民背了土碗、土罐，爬火车闯成都，换回干红苕片吃。
李万玉回忆，1976年大旱，大春减产，社员们从集体分到的粮食更少。而收了大春之后的田土，都撂了荒。李万玉想到1964年刘邓路线时期，村里也曾把田坎分下户耕种，当年胡豆得了大丰收。既然如此，何不把空地分给各家各户，各种各得？
李万玉找来队委会的陈茂华、鲁怀青、赵德贵、喻碧六等人，秘谋包产到户。“在队里的伙食堂，我们五人商量了好多次。”李万玉回忆，当时他给其他四个人一说，没有不赞成的。“大家都说不怕，反正要吃饭。”
1976年9月的一天，李万玉敲响挂在村头的一截铁轨，社员闻声而至，分了田地。队委会五个人根据村民居住地的远近，按照一个人三分地的标准，分配给大家种油菜和麦子。先后四次，队里94.78亩土地瓜分完毕。
“分配之前，给队员们说了要保密。”李万玉回忆。队员们都承诺保密，订立攻守同盟：“不是哪个队干部分的，都是队员自发要求的。”
包产到户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大集体时只能收八千多斤麦子的田土，包产到户时收了两万多斤。“我家五口人，少说也收了1500斤。”李万玉说，收小麦的时候，见到大家都买缸贮粮，是他部队转业回来最高兴的时候。
队员们问队长怕不怕坐牢？李万玉说当时这样回答队员：“是为了大家吃饱饭，我李万玉坐牢也心情舒畅。”批斗那天“婆婆客”哭
1977年5月，包产到户的事让公社领导知道了，直指这是刮单干妖风，命令他把分出去的田地收回来。李万玉表面上应承，还写了保证书，但就是不行动，吃了秤砣铁了心搞包产到户。
从公社回到队里，李万玉没有收回土地，而是造假的工分记帐单和肥料账本，应付公社领导和驻村干部的检查。同时，他又和队委会策划将队里100多亩土地全部分给社员。
记者在后来公社写给区委的报告中，也对李万玉的“冥顽不化”大伤脑筋。报告中说，大队支部、驻队干部及公社党委多次对其教育，制止。“李万玉非但不改，还恶狠狠地声称，充其量队长不当，党籍开除，就是今后砍脑壳，都要坚持。”
1977年6月，李万玉站到了公社万人大会批斗台上。
当时的会计陈茂华回忆，批斗的时候，队里的那些四十岁以上的“婆婆客”都为队长而哭。她们说：“我们吃了饱饭，队长为我们站高板凳。”
队员宗昌元听说队里有人也去参加队长的批斗，当时他就气愤：“那些人肯定是遭麦粑吃傻了。”
那麦粑，正是包产到户，家家麦子丰收结的“果实”。
一次次的批斗声中，李万玉的队长职务撤销，一年多的包产到户，夭折了。
李万玉至今仍然住在清升镇楠木沟村，满足于从1980年以来的包产到户的生活。他的家从土房变成了一楼一底的小洋楼，堂屋里摆放着洗衣机、打米机。
对于挨批斗的事，他一讲起来就神采飞扬，仿佛在讲自己得了军功章。说起和他一起包产到户的队干部，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些感伤，毕竟除了他和会计陈茂华，其他三个都已故去了。专家解读历史的天秤上，都一样重要
荣昌清升镇楠木沟村比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整整提前了两年，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荣昌包产到户的历史意义？
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守广说，很难相信包产到户早在1976年就已经在荣昌农村萌芽，并有一年多的成功推行。这充分说明，两年之后发生在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大势所趋，是当时农民的一种普遍而迫切的要求。正是有这种大背景，小岗试验才最终得以星火燎原，点燃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导火索，包产到户成为一种制度全国推行。
楠木沟的包产到户可否改写历史？张教授说，不管是小岗也好，楠木沟也好，都只是一个包产到户的符号，不应该过于看重，争这个第一。楠木沟村的包产到户实验不幸被地方领导阻挠，最终夭折。而小岗村最大的意义在于成功推行，波及全国，其历史地位和对中国现当代史的影响，不可替代。但是不能就此评判谁的地位更重要，在历史的天秤上，它们都一样重要，一样地改写一段历史。
（首席记者 朱明跃 通讯员 周时开）
网络编辑：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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