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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布泊遇险北京游客吴庆斌称，等待救援时心理压力曾到极限
对话动机
5月1日，北京游客吴庆斌和妻子与当地导游夫妇驾车进入罗布泊，不料因追拍野骆驼镜头迷路。一行4人被困戈壁沙漠四天三夜，几乎弹尽粮绝，三路救援车辆均未到达。5月5日，幸得媒体采访团相救。
然而，回程又路遇大风沙，车陷其中，4人拼命扒沙，终于突出重围。受困———煎熬———获救———遇险———脱困，吴庆斌和同伴们如何一次次挺过生死考验？昨日，本报记者对话吴庆斌，吴首次讲述被困罗布泊四天三夜的经历。被困四天三夜后，接到水和食物的吴庆斌满脸喜悦。
吴庆斌一行人在彭加木失踪地墓碑前留下的求救纸条。
车里的油只剩下25升左右
只能走四五十公里，而那个地方距离罗布泊走远道有180公里，油肯定不够了，不敢走了。
新京报：为何去罗布泊？
吴：因为我太喜欢摄影了，从4年前开始拍照，两年多前，我就梦想着要到罗布泊，拍戈壁沙漠。
新京报：预想过此次去罗布泊的风险了吗？
吴：出发前查了很多资料，包括风沙、温度、路况、补给和通讯问题等。
新京报：你们是什么时候出发的，怎么到的罗布泊？
吴：我们4月30日飞往敦煌，5月1日早8点随导游夫妇从敦煌出发一直向西，经玉门关、八一泉、天水井等，一路奔走一路拍。
新京报：什么原因让你们陷入困境？
吴：就是为了追野骆驼，把油差点耗光了。
新京报：什么时候发现油不够？
吴：5月2日中午，车里的油只剩下25升左右，只能走四五十公里，而那个地方距离罗布泊走远道有180公里，油肯定不够了，不敢走了。
新京报：那时慌了吗？
吴：当时还没有慌，就赶忙用卫星电话联系当地走过罗布泊线路的人，想找到出路。
新京报：第一个求救电话打给谁？
吴：5月2日晚8点左右，我们给玉石之路旅行社的总经理钟林打电话求援。
不能再开车找路，要徒步找
我们开始集体节食，4个人每天只能吃一个馕、两盒方便面。
新京报：为了能让救援的人找到你们，你们怎么做的？
吴：首先是保持和外界联系，另外，我们在相对最好找的地方———彭加木失踪地外面栅栏最醒目的地方留求救纸条，上面写着我们所处地方的经度、纬度，为防止被吹走，专门把留言用胶带缠起来。
新京报：那你们为什么不待在彭加木失踪地？
吴：因为那地方周围酷热难耐，天气变化快，最后我们只好躲在距彭加木失踪地约10公里的窝窝里。
新京报：食品够吗？
吴：当时还有烤馕4个、方便面6盒，小馒头一二十个，还有一些火腿肠、水果、零食等，水倒相对充足些，包括3箱多矿泉水、50公斤自来水。大概算了一下，还能撑5天。
新京报：开始节食了吗？
吴：从5月2日中午，我们开始集体节食，4个人每天只能吃一个馕、两盒方便面，比平时减掉了一半。
新京报：还有呢？
吴：还有就是节油，不能再开车找路了，要徒步找。
新京报：等来救援了吗？
吴：没有，第一路在5月3日凌晨出发，但他们车上没有卫星电话，一进入沙漠就失去联系了，算时间早就该到了，可是一直没有音讯。
新京报：那么第二路和第三路救援呢？
吴：第二路是从5月3日中午出发的，后来听说找不到路都返回了，当时心就一沉。所以就把希望寄托在第三路救援车上了。
她一遍遍跑到崖上观望
我们的心理压力已经到了极限，万一崩溃一个，其余两个也会趴下。
新京报：那时你们打算怎么办？
吴：当时我们就怀疑是不是留的路标被吹走了，5月4日下午1点左右，当时就商量，再这样下去，食物越来越少，体力也都会吃不消的，所以就决定直接到原来放路标的彭加木失踪地去等。
新京报：4个人都去吗？
吴：一开始是打算4人都去的，后来考虑有一个倒下，其余3个都会崩溃，所以最后司机兼导游钟明要自己去，我们3人留守原地等待，并约定无论是否等到救援车，到5月5日中午12点必须返回。
新京报：两地相距多远？
吴：9.3公里，他带着卫星电话和食品。
新京报：钟明什么反应？
吴：钟明“很男人”的样子，说没问题，我去，我们当时把尽可能多的食物都给他带去，走的时候，他神情坚决，虽然谈不上生离死别，但也是一阵阵心酸，就像送亲人上前线一样。
新京报：5月5日中午，你们等到钟明回来了吗？
吴：没有，一直没有，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最急的当然是他的妻子，她一直怀疑钟明又独自找路迷路了，我们就安慰她，说第三路救援车快到了。
新京报：是真的吗？
吴：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只能往好的地方说，我们的心理压力已经到了极限，万一崩溃一个，其余两个也会趴下。
新京报：钟明的妻子做了什么呢？
吴：她一遍遍跑到崖上观望，每隔半小时跑一趟，并不断变换观望角度，盼着丈夫归来。
第一感觉是国际救援组织从天而降
我们再度重逢，那种激动已经无法用言语描述。
新京报：那时候你们想到过死亡吗？
吴：没有，被困四天三夜，从来没有想到死亡。
新京报：你们是什么时候再见到他的？
吴：大约在5日下午6点左右，钟明的妻子在崖上大喊，有亮点———在动，是车，有车来了，钟明回来了！等走近了一看，原来是一队吉普车，七八辆，接着从车上下来了很多人。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国际救援组织从天而降。
新京报：那究竟是什么车队呢？
吴：后来一问才知道是《郑州晚报》媒体采访团和钟明一起回来了，我们得救了。
钟明从最后一辆车下来，我们再度重逢，那种激动已经无法用言语描述。
车陷到沙丘里，挖不出来就是死
当时只有一把铁锹，其他3个人都下来，跪在地上用手挖沙，拼命挖。
新京报：媒体采访团帮了你们什么？你们后来一直在一起吗？
吴：他们给我们汽油、食物，我们跟着他们走了两天半，到罗布泊镇之后分开了。
新京报：为什么要分开？
吴：因为他们的车队长，速度快不起来，而我又要赶着回来上班。可没想到刚分开不久，就遇到了另一个危险。
新京报：是什么危险？
吴：当我们走到米兰古城到318国道连接线80公里处的时候，突起风沙，眼看着车外沙丘向上长，半小时就堆起一个沙丘，我们的车爬到一个两米高的沙丘顶部时，车轮陷进去了。
新京报：怎么办？
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挖！车陷到沙丘里，挖不出来就是死，最先冲出去的还是钟明，当时只有一把铁锹，其他3个人都下来，跪在地上用手挖沙，拼命挖。
新京报：当时是不是彻底绝望了，听说你们有人掉泪了是吗？
吴：来不及掉泪，也来不及绝望，求生的本能使我们都豁出去了，一直挖了一二十分钟，终于出来了，车能启动向前走了。
新京报：那什么时候算真正脱险呢？
吴：出了沙丘，又走了一二十公里，就到了318国道，一上国道就彻底踏实了。
新京报：经历了这次生死磨难，你都有什么感触？
吴：我觉得，面对大自然，人真的很渺小。在最危难的时候，我们早已忘记了谁是导游谁是客人，相互扶持、相互依存，都成了兄弟姐妹，都成了生死之交。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剑锋
《郑州晚报》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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