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部和西部，藏南与藏北，气候宜人和酷寒缺氧之间，祁爱群总是选择后者。

　　她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地理上的一个新的高度，她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人生的一个新的境界。

　　甚至在她倒在工作岗位的前一个月，她还放弃去上海学习的机会，把有限的名额让给了藏族同志，选择了年底忙碌的工作。最终，这位来自江南的女子选择将生命与藏北羌塘草原永远融为一体。她的爱与快乐，也与藏北人民的幸福融为一体。

　　“爸爸，我像你年轻时一样，已经爱上了这块神奇的土地，我更愿意留在这里放飞我的青春。”

　　祁爱群本不属于西藏，她的故乡在江苏靖江，她出生在黄浦江畔的大上海。1977年，她14岁时才离开上海，与母亲和兄弟姐妹一起去跟援藏的父亲祁孔法团聚。

　　祁爱群又似乎是为西藏而生的。1980年，组织上为照顾祁孔法的身体，决定调他回上海工作。离藏前，父亲想带祁爱群回上海读书，按照祁爱群的学习成绩，她完全有条件回上海，报考一所内地大学。但在生活了14年的上海和只待了3年的西藏之间，祁爱群选择了这个高原。

　　青春的豪情激荡着诗一般的语言：“爸爸，我像你年轻时一样，已经爱上了这块神奇的土地，我更愿意留在这里放飞我的青春。”

　　看着女儿执著的眼神，祁孔法这位1960年进藏的“老西藏”又高兴又难过，女儿长大了，可西藏的艰苦她能扛得住吗？

　　老祁最终还是尊重了女儿的选择，认真地对亲朋好友们说，孩子愿意，就随她吧。当年那些进藏的老战士们，多少人不是在这里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不是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的“老西藏精神”吗，我相信姑娘在这里会有出息。

　　祁爱群作出自己人生的第一次重要选择，留在了西藏。

　　“我要让西藏的蓝天白云下奔跑着我的牛羊！”

　　1984年7月，21岁的祁爱群以优异的成绩从西藏农牧学院畜牧兽医系兽医专业毕业，获得农学学士学位。

　　家人和上海的亲戚朋友们听说祁爱群大学毕业了，非常高兴，他们多方奔走，为她联系单位。与此同时，学院希望品质优秀、成绩优异的祁爱群能留校任教。位于有“西藏江南”之称的林芝地区的西藏农牧学院，依山傍水，山顶皑皑白雪，山下却花红叶绿，在这里任教是很多人的向往。

　　祁爱群却婉言谢绝了家乡的召唤和母校的挽留。她对父亲说：“我要让西藏的蓝天白云下奔跑着我的牛羊，上海能给我这么一片土地吗？”她对母校说：“我学的是兽医专业，就该到牧区去，为那里的牧民做点事，为西藏的畜牧业发展做份贡献。”

　　于是，在毕业志愿上她坚定地写到：“在西藏，有大片大片的草原，有成群成群的牛羊，我一定要学以致用，争取为西藏畜牧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让大草原结出丰硕的果实”。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那曲，选择了藏北草原，选择了一条需要艰苦奋斗、勇于奉献的人生之路。

　　关心她的老师告诉祁爱群，那曲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空气中的含氧量太低，睡觉能把人憋醒，水也不好，喝了胀肚子，每年9月就开始下雪，下到第二年的5月。

　　祁爱群却笑笑说：“越是艰苦的地方不是越能磨砺意志，增长才干吗？”

　　“藏北草原的一切让我深深眷恋，难以割舍。”

　　告别绿树成荫、风景秀丽的林芝，祁爱群来到了树都种不活的那曲。最初，她被分配到那曲地区综合中等专业学校当一名普通的教师。

　　当时，这所学校正值草创，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祁爱群主动承担了首届畜牧专业学生和师范专业学生的《家畜药理学》《动物生理学》等多门课程，成为授课任务最繁重的教师之一。

　　同事任玉梅老师回忆说，当时一天几节课下来，祁爱群常常口干舌燥，腰酸腿痛，剧烈的高原反应使她几次险些晕倒在课堂。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她还翻阅大量资料，加大备课力度，专门针对来自牧区、汉语基础较差的藏族学生，总结出一套通俗易懂、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那些学生经常说，祁老师的课最好听！

　　1988年，又一次人生的选择摆在了祁爱群的面前。由于她在教学中的优异表现，西藏农牧学院发来信函，再次动员她回母校任教。与此同时，组织上决定调祁爱群到那曲地区畜牧局工作，任畜牧科副科长。

　　一边是山清水秀的林芝，一边是环境严酷的那曲，在去和留之间，祁爱群再次放弃了回林芝的机会，选择留在那曲。

　　“藏北的草原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深深眷恋，难以割舍。”她对自己的丈夫袁勇说。

　　当时高原疾病已开始不时地折磨她，但为尽快熟悉工作，进入角色，祁爱群在短短的两三年中走遍了那曲草原，发表了数十篇论文。

　　1991年3月，祁爱群又被任命为地区农牧局政工科副科长，从此开始了富有挑战的组织人事工作。面对全新的工作，祁爱群积极求教，案几床头摆满了一本本业务书籍。很快，祁爱群这个组织人事工作的“门外汉”对业务熟悉起来，她的公道清正品质也在这时开始显现。

　　“很难看到她穿过比较漂亮的衣服，更没有见她抹过什么口红，搽过这个粉那个粉。”在与祁爱群共事10多年的原那曲地区农牧局局长刘巨元的眼里，她是一个非常朴素、非常廉洁又非常严格的干部。他还记得1998年调工资的时候，有人给他的工资多调高了半级。祁爱群休假回来一发现，立刻就给纠正过来，给他这个局长连招呼也没打一个。

　　“如果大家都不愿往艰苦地方走，那么多工作谁去干呢？”

　　2000年10月，祁爱群被任命为班戈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当时那曲地委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李清波对她的印象是：她工作泼辣，在干部职工人数比较多的农牧局，培养和选拔干部的工作思路开阔、用人得当；她公道正派，不是戴着有色镜看人，也不是一叶障目，是本着党的原则选人用人，没什么偏见。

　　但对祁爱群来讲，到海拔更高、条件更艰苦的班戈县工作，心里还是有些矛盾：爱人袁勇身体不好，自己工作繁忙，一直对他照顾不够；父母远在上海，都是年老体弱，身边无人照顾；女儿袁锦从小在上海生活，由外婆照看，今后到班戈县，见面的机会可能更少；自己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肾病多种疾病，平时在那曲就没停过打针吃药，班戈医疗条件更差，自己能坚持吗？

　　可是当组织找她正式谈话时，祁爱群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听到祁爱群要去班戈的消息，丈夫袁勇又着急又心疼：“你不要命了？班戈是你一个病人去的地方吗？”说完就要去找组织。祁爱群拉住丈夫说：“这是组织的安排，我们不能讲条件，再说进藏干部中，谁身上没落下点高原病，如果大家都不愿往艰苦地方走，那么多工作谁去干呢？”

　　在班戈的三年间，高原反应让她的多种疾病都反复发作，头晕、流鼻血，她始终咬牙坚持着，从没有离开工作岗位。她惟一的一次离开，竟是永远的离开———2003年12月13日下午，祁爱群终因劳累过度，突发大面积脑溢血，昏倒在工作岗位上，从此就没有醒来。

　　班戈县副县长李一超至今仍非常后悔：如果当时自己再坚持一下，祁爱群可能就会去上海参加培训学习，也许她现在仍然在我们身边。

　　依然未能从悲痛中恢复的丈夫袁勇却说，人生有那么多次选择，她选择了属于自己的道路，就没有任何后悔。（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