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江子

　　近日的《羊城晚报》报道：百姓婚检率猛降，出生缺陷率猛升，这一升一降，都与取消强制婚检有关。在5月9日“世界地贫日”之际，有数据显示，广东一年新增4000名地贫儿。随着这些地贫儿的问世，多少家庭倍增悲伤，社会也将为此付出代价。

　　围绕着婚检的争论已经多年。强制婚检的取消，本来昭示着社会的进步和个人自由选择权利的增进，然而新生儿缺陷率的提升却像一记重拳，打击着婚检制度的革新，今后的婚检率如何提高，似乎前路一片暗淡。有关各方于是前来支招，招数有二：一是推进免费婚检；二是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婚检的自觉性。

　　与传统比较，免费算是真正有新意的。如何免费，自然有笔账要算，对于财政相对宽松的广东来说，出这一笔钱并不困难。如报道所说，若在广东四个地贫高发区的梅州、肇庆、云浮和韶关进行地贫单项检查，也就区区108万元。这是一项德政，宜在婚检争论纷纭之际迅速推出。舍此，任何立意高远的宣传教育在短期内都是无济于事的。对于贫困家庭来说，一元钱可就是一面大铜锣，费用的高低是制约着他们婚检的关键因素之一。

　　然而，光有“免费午餐”，尚不足促使居民自觉婚检。于是，依靠公民健康教育，让大家意识到“不进行婚检自己吃亏”，被认为是一条正确而且尊重公民选择的方法。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得了一种传染病，又不想让对象知道，且他（她）恰好又是一个“结婚狂”，那么，其自由选择的结果可能就是不愿接受婚检，双方一旦结合，必将以喜剧开始以悲剧结束。此种自私的行为，不仅损害了配偶的知情权，而且直接破坏了对方的健康权。这也许只是一种极端情形，但在公民素质有待提高的时期，谁说这是不可能的呢？因而，在温情脉脉的宣传诉求之上，有必要引入强制婚检，避免结婚双方可能发生的欺诈行为。

　　免费基础上的强制有别于过往的收费加强制的制度。后者往往被诟病为一种垄断的敛财手段。前者则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福利，无论对于公民个人的健康，还是整体人口的素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也无损公民的福利。英国著名的哲学家边沁说：“当我们对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人的幸福。”以这一被广泛认同的尺度衡量，“免费+强制”将是化解婚检率低难题的制度安排。

　　在强调强制的重要性时，必须清楚它的边界。它强制的是婚检环节，它作出的是医学建议，而不是代替公民作出结婚与否的决定，公民结不结婚，最终应该是公民自己决定，毕竟这是他们自己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