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播乐乡奴革村委会在1998年被曲靖市列为“九五扶贫攻坚村”，国家曾专门拨付45万元扶贫资金进行过扶持。就在这样一个四面环山的贫困山村里，一个有着二十多年党龄的村委会主任顾某，却在当地公开供养着3个“老婆”，还把她们安排居住在不同的村寨里，让其衣食无忧。当地村民说：“他有3个老婆，没有什么稀奇的，也不能说全是他的错。在工作上他是很能干的，这一点没有人敢说他的不是。他的3个女人，其实都是愿意跟他的，至今不嫁人的两个，也是她们自己心甘情愿的。”(《春城晚报》5月8日)

　　按照常识，在有些“贫困村”里，“领导”是不会贫困的。跟富翁们比较起来，即使他们的“物质”略显贫穷，然而在“精神”上，包括肉欲方面的“享受”，绝对是富裕的，半点也不比发达地方的差。“村委主任”工作上“很能干”便可以这样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当地村民的“不稀奇”和“豁达”使这种“妻妾成众”的怪现象日益变得“自然”起来。

　　一旦群众失去了对“领导”进行监督的兴趣或勇气，尽管“眼睛是雪亮”的，也只能是胸存艳羡的旁观者，最多只能进行流着哈拉子的“批判”。在有些地方，人们经历了逐渐消耗道德热情的衰退过程，而丧失热情敷衍潦草的“监督”已经日益成为腐败得以成长的衍生机制。多少年来，法律的监督始终没有真正普及至基层社区，在今天的农村，很多人缺乏对道德与权力之间复杂关系的洞悉。在诸多的“不稀奇”中，“村委主任”的这种道德败坏似乎并不构成对“法治”“德治”的侵蚀，反而成了权力有希望扩大的重要的标志。以经济效益或党龄长短而论“英雄”，很少有德才兼备者能真正的居其位理其政，“政绩”大小完全变成了以“数字”相较，目前有些地方的农村就是陷入了如此道德困境。

　　三人成“众”，这个“穷庙”里的富方丈，有能力让“床上帐下”的“衣食无忧”，当然也有能力让村民们不“敢说他的不是”。这种妻妾成“众”的故事，如果发生在百年之前，实在是算不得“新闻”的。1912年12月，北京政府颁布的《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第十二条明确地承认了妾的存在，大理院也在解释妾的身份时说：“凡以永续同居，为家族一员之意思，与其家长发生夫妇类同之关系者，均可成立。法律不限何种方式。”“法律”一规定，便更加刺激了“博爱”的欲望，于是纳妾愈加自由。男人只要有钱，可随意纳妾，不受任何限制，以至于很多人以纳妾来炫耀其财富，炫耀其强壮。谁能保证“村委主任”的“妻妾成众”丝毫没有炫耀的意味呢？腐败敢于“公开”，这才是可怕的不畏“监督”的腐败。

　　当年，曾担任《民主报》等7家报馆的记者和编辑的老资格报人胡朴安有记载说：“广东多妻制盛行，社会上咸以妻妾之多寡视其人财产之丰啬，故往往有纳妾以为虚撑门面者。闻某富豪家有胡椒树一百零八株，每年收入极丰，而竟娶一百零八妾。每妾各收一株之利益，以为饮食服饰之费。至于三妻四妾者，在在皆有，盖如此方足以维持其中等人家之体面也。”

　　依此看来，我们的“村委主任”还有尚待“提高”“发展”的差距。“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种“顺风倒”，这种堕落，这种复旧，向来极有市场。

　　我们这个国度的老百姓历来信奉：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妻妾成群。即使是穷庙里的富方丈，富得跟城里的“蓝领”差不离，也要在这方面表现得与众不同，与《婚姻法》较劲，才不乏刺激；正因为村委主任具有“二十多年的党龄”，这个事件才传神尽态。然而毕竟只是穷山村的“村委主任”而已，做了与“党龄”不相称的丑事，还不像某些有权有势的蠹虫那样内盈淫荡外充“卫道”，他的口气总是不硬的，时刻摆着缴械的架势。

　　羡慕该“主任”的谓其“博爱”，愤恨其“富有”的谓其“滥情”，嗤笑他“浮浅”的谓其“愚蠢”。有内行人道：“村委主任”之妻妾成“众”有两大愚蠢：一谓“公开”，二谓“固定”。不少“登徒子”隐蔽有术，常换常新，与这些人相比，“村委主任”实在是愚不可及的“巴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