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3岁的樊建川，是成都的一位私营老板 。他自幼喜欢收藏，7年前开始收藏抗日战争文物，目前有藏品3000多件。樊建川建起了自己的抗战博物馆，并设立了网站。樊建川对自己收藏的每一件抗战文物都进行了查证和思考。今年8月份，他把这些查证和思考的文字结集成册，出了一本书，叫《一个人的抗战》。书中披露了大量日本侵华的实物和史料，一个叫盐谷保芳的日本侵华老兵，看了这本书后，11月30号专程来到成都，拜会樊建川，参观他的抗战博物馆。

　　几天前，在成都机场，樊建川见到了这个叫盐谷保芳的日本侵华老兵。不久前，正是这个侵华老兵，第13次来中国谢罪时，看到了樊建川写的《一个人的抗战》这本书，看了书中披露的大量日本侵华实物和史料，他便想来成都专程拜会樊建川。一是谢罪，再一个就是参观樊建川的抗日战争博物馆。为了了解这件事情，记者专门采访了樊建川。

　　记者：作为当年的一个侵华日军，盐谷先生是被你这本书吸引，今天来到了这个展室。实际上在我们国内，也是很多朋友通过这本书才了解了你和你的收藏。我们特别想知道，为什么把这个书名叫做《一个人的抗战》？

　　樊：因为我收藏这个抗战文物的时候也非常气愤，特别对日本军人，当时的侵略者特别气愤。当时起这个书名的时候，我就想到几个名字。当时想得最气愤的名字，就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后来这个名字好像慢慢随着时间，自己的思考，觉得这个名字不太好，后来就起了这个《一个人的抗战》。一个中国人的抗战这种行为，实际上也是一个民族的行为，这是一个含义；第二个我觉得我是个民间行为，我是自己收藏，自己考证， 自己写书，在中间有些观点，或者有些错误，我自己承担这个责任。

　　记者：在这个书里作者简介这一张，你看，你选用的是20多年前你在内蒙当兵的时候一张照片，为什么没有选用你现在的照片？

　　樊：要有这种热情来从事这项工作，因为是很不被人理解的一项工作。别人收藏唐宋元明清古玩，我也走过这条路，我觉得在那个市场里面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无所谓，所以选择这条路。大家都说你是傻瓜，但是我觉得我之所以这么热情地去做，有很多地原因：因为我父亲也是老军人，特别是我有曾经当兵十几年的历史。我想当兵的历史它给我带来一些潜在的东西是摆脱不了的，特别是一种责任感。

　　记者：我们大概了解了你收藏的艰苦，更多的人想知道，是什么动因促使你开始把目光转到抗战文物上？

　　樊：其实抗战文物我在偶然看到的时候，还是往一边放，但是我不太去专心致志地做它。因为我知道它有价值，但是不是太认识它。最使我感到震撼的是看了《血战台儿庄》那个电影。因为川军在历史上它的内战名声很不好，打了一二十年的内战，同时跟红军打仗，红军长征的时候它围追堵截红军。

　　记者：双枪将。

　　樊：对，也是非常窝囊的一支军队。

　　记者：长枪和烟枪。

　　樊：对 ，长枪和烟枪，双枪将。我的收藏里就有川军的烟杆，结果后来，我看到电影里，当国家民族遇到灾难的时候，这支装备非常低劣的部队——枪支很差的土制的步枪，穿着很单薄的军装，没有受过很多的训练，穿着草鞋，和强大的日本军队进行战争。特别是台儿庄滕县保卫战，王铭章师长带着整整一师几千人跟日本人血战。在台儿庄，必须给我守七天，你给我守七天，一分钟不能少。一个师的军队拼光，尸体成堆，没有一个跑的，没有一个退的。四川的这些都死在那儿了。这些川军死在那儿，我就想为什么一支军队，为什么它内战的时候它名声很臭名声很不好的军队，为什么当为民族而战的时候产生这么大的战斗力来，而且这么壮烈？我深深地为这件事感动和震撼，所以我就说我来搞清楚怎么回事，我就拼命地开始做。在成都，在重庆做，后来收到很多川军的东西，今天在书里面大家也能看到。这样的话我就把川军做起来，后来我就慢慢地向着全国了，到北京 、上海 、东北到处去跑，昆明到处去跑。就把收藏的范围从川军的起点，变成一个更大范围的收藏。背一支步枪，川军还有一支烟枪，本来这是一种比较窝囊的象征。这个烟枪，但上面写着，你看上面写着不是。

　　记者：“中华男儿上战场打日寇”。非常豪迈！

　　樊：对，非常豪迈！而且这上面还有一个什么呢：“旌旗一片立功劳，万马军中赴战场。马上长官传下令，不灭日寇不回乡。”字它不写到这儿，写到这它是很有意思的。你看，我抽烟的时候我就能看到了：“不灭日寇不回乡”，而且是“马上长官一声令”。长官传下来命令了，不把日寇打败咱们都不回四川，咱们就死在外边。咱们要把日寇顶住，咱们把日寇顶住了，咱们家里面的父老乡亲不就安全了吗！

　　记者：我想作为一个老八路的后代，你对那场战争肯定也不会陌生。可是收集了这么多活生生的文物之后，你会不会对那场战争有了更多新的和自己独特的认识？

　　樊 ：那一场战争对我的感觉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一个国家一定要强大，不强大的话别人就会打你。我们被日本人，这么肆无忌惮地想打就打，还是一个国家不强大。这是一个；第二个 ，我觉得一个国家要团结。为什么当时日本人——它一个相对小的国家敢打一个大的国家，而且口气很硬地打你，三个月把你给打平这样的话。因为他看到我们在分裂，他没形成一种国家的力量来对付这种侵略。再一个给我的感触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民族遇到灾难的时候，全民族凝聚出来的这种力量，抗战的力量。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动提出来我们一起抗日，就是党派的利益服从民族的利益。

　　记者：今天在日本，有很多人愿意去歪曲这段历史，甚至有人说是南京大屠杀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我想这些文物是不是应该说是有利的铁证？

　　樊：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肯定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

　　樊：这张地图是南京市详细的地图，它的印刷的时间是民国29年，也就是1940年。也就是说当时东史郎诉讼的时候，不是东京法院说那个地方没有水塘吗？但这张地图就很清楚，说明它是有水塘，而且是几年以后都还在。你看这个最高法院门口，三个水塘，非常明确地显示：它在。而且国内还有收藏家收藏了36年的地图也有水塘，我这个40年的地图也有水塘，它们两个一重合的话这个水塘都没变化，说明这个水塘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了。而南京大屠杀正好是在36年到40年的中间，两个地图把它给夹住，它怎么辩也没法辩的。这本书也反映出南京大屠杀。这是38年出的书，当时郭沫若提的书名：《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记者：英国名记者田伯烈编著。纪法细读冯玉祥，应该是39年，应该是冯玉祥在旅法的时候他细读的一本书。

　　樊：而且这本书专门，整个就是通过外国人看到的，是外国的一些记者看到的反映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你看南京的暴行的报告，报告一 ， 报告二；国际委员会的一些文件，当时的文件，日军的一些情况，还有杀人的竞赛，这些都是清清楚楚的。这些文字 、数字，当时都在这本书里写得清清楚楚的，当时就把他们的暴行给揭露出来。而且还有很多这样的图片。38年就这么厚的书，就把日军的暴行说得清清楚楚的了，他们现在来翻案，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记者：这三千多件文物都有它们的故事，但是它们都不能说话。假如你愿意代表这三千多件文物说一句话的话，你愿意说什么呢？

　　樊：我愿意说一句话，就是说我希望日本政府，特别是他们能够正视自己的战争期间犯下的这种罪行。我希望他们能够正视这段历史，能够反思这段历史，以史为鉴。同时 ，日本能够压制他们国内的右翼势力军国主义抬头势力。

　　记者：在你收藏的这些文物当中，我发现了这样一样东西。这是日本铃木公司1938年生产的一个产品，是日本军队随身携带的战备品。你来演示一下它是做什么用的。

　　樊：这是一个日本军国主义的警报器。我想，军国主义它们当中的一个警报器为我们最后再一次摇响警报，也是给军国主义的一个警告，也是给我们国民一个警报。我们也要非常地警惕。

　　目前，樊建川正在筹建新的抗战博物馆。他说，希望把抗战文物都收进博物馆，让战争永远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