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出版的《新民周刊》报道了温州“炒煤团”在山西遭遇生存危机的事。在笔者看来，舆论的一个“炒”字，基本上就给投资山西煤炭业的温州商人定了性。然而，这样的定性是轻率的。有人将近两年的煤炭价格上涨部分地归咎于温州资本。这种看法完全颠倒了经济学的逻辑：不是温州商人抬高了煤价，相反，是高煤价吸引了温州资金。

　　事实上，假如没有温州商人投资于山西煤炭开采业，市场的供需缺口会更大，煤价可能会更高。客观上，温州私人资本进入山西煤炭业，起到了扩大供应、平抑煤价的作用，而他们所获得的利润，也正是他们捕捉利润机会、敢冒投资风险的企业家精神所应得的回报。但是，在煤价上涨的环境下，人们会本能地怀疑一些在市场火爆之时进入该产业的商人；而他们所获得的回报自然会招来嫉妒，尤其是作为外地人，他们很容易招来本地人的嫉妒。谁也不愿看到别人把从自己手里买下的石头又在自己的家门口变成金子出售。

　　而温州商人的投资方式，又让地方政府完全有能力把自己的嫉妒转化成合法的政策行为。因为，温州人进入山西煤炭市场，总有法律上的瑕疵。理论上，只有国家有权开采矿产资源，但在现实中，乡镇、甚至村委会就对一些中小煤矿拥有事实上的支配权。温州商人通常是从乡镇政府或村委会手中购买采矿权或承包经营的，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权益是灰色的，因而十分脆弱。温州人能否保住这些权益，取决于政策。而在现实环境下，任何一个基层政府，乡镇、市县，都有改变政策的权力。因而，温州商人必须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公关”。但是，假如温州商人的“公关”失效，他们的权利就危险了。这就是大量国内异地投资所面临的政策风险。可以说，尽管中国经济已经融入全球化网络，但却仍未形成全国性统一市场，因为缺乏维护这一市场的有效的政治与司法框架。

　　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温州商人的投资行为短期化。

　　假如他们不清楚明天还能不能继续在这里采煤，他们就很可能会超限开采，当然也不愿进行安全投资，从而他们就很容易成为煤炭安全状况恶化的替罪羊。另一方面，假如他们的权益不能得到保障，他们也不可能融入当地社会，而永远只能扮演匆匆过客的形象。这种形象，自然容易招来本地人的不信任，他们的财富必然会招来本地人的嫉妒。从心理机制上看，温州投资者和山西当地政府与民众，将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

　　平心而论，对山西地方政府来说，正确的政策是吸引投资，对煤矿进行改造，并向下游产业延伸。温州资金涌入山西，实际上给山西煤炭产业带来了一次难得的机遇。山西人不应当健忘，前几年，他们曾经苦苦寻求温州投资；同时，他们也不应当过于短视，假如煤炭市场出现了疲软状态，那时自己又该怎么办？事实上，假如政策比较得当，温州人有安全感，甚至可能参与别的领域的投资，比如交通等基础设施。

　　但是，民众看到别人在自己家门口发财，总是容易产生某种非理性的情绪，而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自然会受到地方精神的支配，照顾本地企业和民众、担心外地人控制本地经济、将外地投资人当做替罪羊。这样，重要的就是制度设计，在政治、行政、司法体系中，能否嵌入某种强有力的维护统一市场的机制。国外的经验表明，抑制地方主义、破解地方保护最有效的途径，是司法手段。

　　在这方面，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

　　仲秋（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