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新京报》报道，去年一年，14万中国律师创收超过了一百亿元；北京的律师创收占到了北京市GDP的1.7%.显然，这是我国律师业发展的一个成就。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律师业发展的另一面，那就是在律师发展产业化的同时，不少律师正越来越多地关注经济利益，而不是公平和正义。

　　近年来，刑事案件的辩护率在逐年下降，越来越多的律师不屑于办理日常生活中大量发生着的简单民事案件，经济案件标的的大小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些律师选择案件的惟一尺度，社会中低收入的人群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请不起律师”的尴尬局面。这是我们必须正视和直面的问题。

　　如何解决普通民众“请不起律师”的问题？笔者以为，我们要积极倡导和引导法律服务的差别化。举例来说，在商业服务领域中，百货商店的商品价格和质量可以得到较好保证，但商业服务领域显然不能只有单一的百货商店。所以在商业服务领域，既有比较规范、规模较大的百货商店，也有规模不一的超级市场，在社区里还有众多“便民店”。在经济学上，不同形式和规模的零售商业组织叫做“零售业态”。一般认为，一个完善的商业服务体系要有不同“零售业态”的商业组织组合而成。

　　一个完整的法律服务体系也当如此，既要有面向各类经济组织、高收入阶层的具有相当规模、经营规范的法律服务机构，也要有面对中小企业、中低收入阶层的、规模稍小的法律服务机构，更要有面对贫困阶层的法律援助机构。

　　换句话说，在法律服务体系中，不仅要有法律服务的“百货商店”，还要有法律服务的“超级市场”和中等规模的商店，也要有面向社区和普通百姓的小的“便民店”。当然也需要建立在专业化基础之上的法律服务“专卖店”。

　　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不同社会阶层都可以享受到与其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和其法律服务需求相适应的法律服务，特别是低收入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当他们遇到问题时，可以获得及时、便捷、有效的法律服务；另一方面，由于这样一个法律服务体系的存在，使得整个社会有了依赖法律手段化解社会冲突、规范公民行为的机制。

　　孙建（司法部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