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国家国内严重的贫困、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等问题是“颜色革命”发生的社会条件；地区和族群对立是历史文化条件；而美国大力推动对这些国家政权的“民主化”改造，是一个有关键意义的外部条件。——赵华胜

　　布什并非真的要发动一场全球民主化运动，而是要满足美国自身利益的需要，即维护美国的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 ——杨成绪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国家、现代化的政治家应该具备通过驾驭法制处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妥善处理突发事件和控制危机局势的能力。——杨心宇

　　上周初，美国总统布什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市中心自由广场发表公开演讲，盛赞“玫瑰革命”，并呼吁格鲁吉亚同美国一道，担负起不断推动“民主”与“自由”的责任。随后又传来境外势力准备斥资5000万美元策动白俄罗斯“颜色革命”，以及乌兹别克出现集会要求总统下台的消息。

　　“颜色革命”因此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颜色革命”发生的条件是什么？美国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美国为何要不遗余力地推动“颜色革命”？

　　赵华胜（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

　　原苏联地区“颜色革命”浪潮的出现有着复杂的成因。在全球化背景下原苏联各国“民主化”过程的发展是“颜色革命”形成的政治条件，各国国内严重的贫困、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社会不公等问题是“颜色革命”形成的社会条件，这些国家内部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形成的地区和族群对立是“颜色革命”形成的历史文化条件，美国在原苏联地区大力推动对这些国家政权的“民主化”改造，是“颜色革命”形成的外部条件，在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颜色革命”的浪潮逐波兴起。

　　政治条件：“民主化”进程

　　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的苏联和东欧巨变，改变了原苏联地区国家的政治制度。“颜色革命”是苏东巨变的继续，但“颜色革命”改变的仅仅是所在国的国家政权。

　　苏东巨变没有，也不可能使原苏联地区国家在一夜间被彻底改造。传统的影响、习惯的思维、社会的条件、政治文化的成熟程度等等，都极大地影响着变革后各国新政治形态的形成。这是一个过渡的社会时期，一切都显得矛盾和不协调。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是，绝大部分原苏联国家的新领导人都是原苏联时期的高级官吏。在这些新领导人身上，特别鲜明地体现出了变革后原苏联国家的过渡性和矛盾性特点：他们是新国家的领导人，却是老一代的社会精英；他们是新制度的创造者，却又是旧制度的延续者；他们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却更习惯于传统的思维方式。

　　与此同时，从1990年代初在原苏联国家开始的政治进程造就了新的社会力量，培育了新的人文精神，提出了新的政治诉求，形成了新的政治发展空间。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在各国的“颜色革命”中，青年组织和团体表现得特别活跃和特别坚决，而且每个国家都有代表性的青年组织，它们在格鲁吉亚是科马拉（意思是“够了”）、在乌克兰是波拉（意思是“到时候了”）、在吉尔吉斯斯坦是凯尔凯尔（意思是“革新之路”），它们起到了宣传发动和冲锋陷阵的作用，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社会条件：贫困与两极分化

　　所谓的“民主化”进程本身为“颜色革命”创造了政治条件，但是，仅仅是这一因素还不能在原苏联地区掀起一场波涛汹涌的社会变革。“颜色革命”之所以能够在原苏联国家形成澎湃之势，还是由于反对派动员起了大量各阶层的民众。“革命”的发动者和组织者是以民主为旗帜的反对派，而它的参加者的主体是普通的民众。这些民众加入反对派队伍的直接动机并不一定是因为要求民主，也不一定是因为亲西方，他们或是由于对生活的贫困，或是由于对当权者的不满，或是由于民族主义情绪、或是由于族群意识。反对派的行动为他们提供了表达他们的不满的机会。

　　造成民众怨忿和不满情绪的基本根源是贫困、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社会不公等。

　　贫困是大部分原苏联国家的普遍问题。在所有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里，贫困都是发生社会革命的重要背景。格鲁吉亚在苏联解体后发生了雪崩式的经济下降，1994年格鲁吉亚国内生产总值比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下降72％，2002年格鲁吉亚90－95％的家庭收入处于贫困线以下。乌克兰曾被称为原苏联的粮仓，又有雄厚的工业基础，但独立后的乌克兰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从1992年到1999年，乌克兰国民生产总值下降75％，约7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有数百万人背井离乡到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去打工。吉尔吉斯斯坦在苏联时期就是经济最落后的共和国之一，苏联解体后，持续的经济衰退给吉尔吉斯斯坦造成的社会灾难更加严重，2002年全国的贫困人口达52％。虽然都是贫困，但吉尔吉斯斯坦贫困的程度更深，70％的乡村没有自来水，41％没有医院和保健机构，60％没有交通服务和公路，居民的贫困接近于赤贫。

　　但是，在社会贫困现象严重的背景下，却出现了少数人的暴富，两极分化严重，反差巨大。过去的官吏很快变成了资本家，原来的干部变成了商人，因此也变成了富人。

　　历史文化条件：地区和族群对立

　　在社会因素之外，地区和族群的对立在“颜色革命”中起到了特别的作用，是“颜色革命”中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这在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革命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是以东部和西部地区为两大阵营。而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区和族群对立是在南方和北方之间。可以说，离开了地区和族群对立这一历史文化背景，也不能全面理解“颜色革命”爆发的原因和性质。如果仅仅从民主发展的角度出发，那只能得出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西部和南部地区是支持民主的，而东部和北部地区是反民主的，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如果仅仅从社会因素的角度出发，那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同一个地区的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会站在同一政治阵营中。

　　外部条件：美国的推波助澜

　　在了解了“颜色革命”浪潮兴起的政治环境、社会原因和历史文化背景后，不能不提出美国因素在“颜色革命”浪潮中的作用。美国对“颜色革命”浪潮兴起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进行社会准备，包括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培育亲西方的力量，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帮助反对派的发展；二是直接促使革命的启动，影响和操控政局的发展，间接帮助反对派夺取政权。美国推行其政策的机制也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官方机构，这不仅包括驻当地国的使领馆，而且也包括美国政府、国务院、议会及下属机构；另一个就是非政府组织，包括各种基金会。在原苏联地区的“颜色革命”浪潮中，非政府组织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特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些非政府组织包括索罗斯基金会、国际因特信息、自由之家、欧亚基金会等。美国实施其作用和影响的基本方式也是两个，一个是柔性干预，一个是金钱资助。美国一般不对“颜色革命”的过程进行直接和强行干预，但它进行柔性干预，比如不承认选举的合法性，向当权者施加压力，向反对派提供信息和策略咨询，组织对选民的投票问询调查，间接支持反对派的游行示威，等等。金钱资助是另一个重要手段。根据资料，美国过去的十几年中用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主改造的资金达到了3亿美元。在过去的两年里，美国在乌克兰花费了大约6500万美元。

　　从根本上说，不能认为“颜色革命”完全是美国一手制造出来的，也不能认为这些“革命”的成功都是因为美国的支持和资助，如果没有这些国家国内的条件，美国不可能凭空制造出“革命”，国内因素在这些国家的“颜色革命”中是最根本和第一位的原因。但是，没有美国在这些国家所做的长期准备，没有美国的大力支持和资助，“颜色革命”并不一定会在此时此地发生，发生了也不一定能够取得成功。美国的作用虽然从哲学的层次说不是第一位的，但从“颜色革命”这一具体事物产生的环境来说，它同样是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本期“文汇环球论坛”由文汇报海外报道部与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相关论文见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的《国际观察》今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