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家庭的孩子

　　人物：李多力，李范五之子，俄语名托利亚，5岁进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讲述者 李多力

　　我于1936年出生在莫斯科。1941年德军进攻苏联时被转移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之后的10年里，儿童院就是我的家，院长、老师就是我的父母，我们生活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家庭里。如今在我昌平的家里挂着两幅2米长、80厘米高的油画，都是我请人根据照片画的。其中一幅《红色的塔尔卡河》，那就是儿童院外我和伙伴们玩耍过的地方。

　　战争爆发时我才5岁，印象中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被附近机场刺耳的警报声惊醒。一听见警报声，我们就没头没脑地跟着老师拼命往树林中跑，钻进防空洞，一呆就是一夜。第二天早上出来一看，到处是德国法西斯的轰炸机留下的残迹：遍地是弹片和被炸得七零八落的树枝。

　　尽管苏联政府和人民尽了最大努力，也只能保证供应我们每人每天100克面包。对于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根本就吃不饱，尤其是大一些的孩子，还要承担伐木、挖防空洞等重活。于是，我们小班的孩子开始种菜、放牛、养猪，以此解决儿童院食品不足的问题。每个星期有二三次，我和伙伴们要步行到十公里外的地方种土豆、黄瓜、西红柿。一天下来，觉得两腿酸极了。

　　我还参加了儿童院的木工小组和维修小组，自己做床、桌子和椅子。这些手艺至今没有丢掉。在儿童院里养成的爱劳动，自力更生的习惯跟随了我一生。

　　令我难忘的还有我在纺织厂的“妈妈”和哥哥姐姐们， 1945年的一天，纺织厂的厂长、一位亲切的阿姨来到我和另外三个外国孩子身边。她说：“你们的父母都不在身边。今后，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厂里的工人就是你们的哥哥姐姐。”从此，每逢节日，我们四个就被接到纺织厂。哥哥姐姐们不是送礼物就是送好吃的。那时他们给的糖我觉得特别甜。

　　对于苏联和苏联人民，我一直怀着深厚的感情，我把这种感情寄托在我的集邮爱好中。我制作的邮票专集“苏联航天事业发展史”，多次在国内邮展中获奖。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2011年加加林进入太空50周年时到俄罗斯去举办我的个人邮展，以此表达我对第二故乡的无限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