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家健：中国第一业主

——业主邹家健的维权心路

　　□ 本刊特约记者 陈敏

　　“在法律的框架下，邹家健的热情与理性并存，开创了一种依法维权的模式。”

　　——中央电视台2004年“3·15”晚会评语

　　邹家健，49岁，籍贯四川，1990年从四川来到深圳。2000年8月迄今，任深圳福田区景洲大厦业委会主任。

　　逼上梁山

　　1998年，邹家健在福田区景洲大厦买下一套商品房，面积103.35平米，房价每平米7000多元。这是他1990年定居深圳后的第一次置业。

　　选定景洲大厦，主要因为这里风景好，对面就是莲花山；且位于未来的市中心，有升值潜力。再就是传统观念的作用，以为景洲大厦的地产商是一家大型国企，应该讲信誉，不至于骗人。所以，纵然后来地产商推迟交楼，不仅推迟了整整5个月，而且不按合同规定赔偿违约金，他也没在乎。

　　谁知刚领钥匙就出了大问题。第一次看装修，邹家健从他所在的28楼往下走，一层层地看别人怎么装。走到25楼坐电梯，当时好几个人在里面，电梯突然摇起来，摇着摇着灯就没了，哗的一声电梯砸了下去。男男女女尖叫着抱在一起。突然电梯又停了，不知停在哪里，按什么键也不管用。两个民工胆子大，硬把顶板扒开，从井道里先爬出去，接着一个女业主也爬了出去，邹家健一直不敢爬，不知道下面有多深，不知道电梯会不会突然再砸一次，把他砸成肉饼。两个民工硬把他拽出去。出去一看，电梯停在5楼，从25楼一下砸到5楼。此后还经历了几次，但他都以为偶然，以为电梯没调好，调好就不会掉了，还是懒得过问。

　　很快证明他又错了，压根不是什么偶然。上班时很多同事谈到电梯问题（邹家健供职的公司在景洲大厦买了100多套房，所以很多同事同时也是邻居）。简单统计的结果令人瞠目：竟有差不多3%的业主经历过电梯从高层坠落；电梯空中震荡、电梯关人、电梯中途不停直冲“云霄”，这样的惊险情节更是家常便饭。大家普遍的看法是货不对板，地产商做了手脚。邹家健回家讲给妻子听，妻子也觉得蹊跷，说合同明明规定装三菱电梯。真要是三菱电梯，怎么会有这么多险情呢？他这才开始重视。一调查，果不出所料，自己被骗了，地产商根本没装三菱电梯，而是悄悄换成了东莞试产的国内第一批高层电梯。两者差价高达几十万。东莞电梯未按常规进行6万次试运行检验，景洲大厦业主便成了这批试产电梯的活体试验品。

　　既然电梯有问题，邹家健哪敢入住。只好在外面租房。已经入住的同事当然比他更着急，要组织业主委员会维权。邹家健在单位负责宣传，常发表文章，业余时间还策划电视节目，大家公认他笔头硬，能量大，非要推他当业委会主任不可。

　　当业委会主任也经历了一段曲折。第一次酝酿业委会，邹家健因为住在外面没参与。那次地产商搞了个业委会名单，实际上是地产商包办。业主不干，到处告状，报上也登了。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重组业委会。这时已到2000年，邹家健已经入住，竞选资料也发到他的信箱。但他隔得远远的，主要原因是不想出头。即便因为电梯故障，一家人不敢入住，岳父等到死都没住进新房，这是铭心刻骨之痛，但他仍然没想到站出来维权，那时他只想卖房走人。他不能不承认自己看走了眼，错误估计了地产商。但又怕斗不过人家，惹不起就躲吧。没想到，他躲也躲不起——产权证迟迟办不下来。没产权证怎么卖房啊？卖房走人行不通，出租都没法出租。逼急了眼的邹家健给地产商发律师函索赔。地产商根本不屑，说，邹家健，你不要以为你在媒体工作，可以曝光我们你就不得了，你去曝光啊，你去打官司啊，官司赢了就赔你，赢不了回家洗洗睡吧。

　　邹家健就这样被逼上梁山，索性做了景洲大厦业委会主任。一场大戏由此开锣。

　　上任第一招，是地毯式的物业普查。调查表发到每家每户，征求对物业管理的意见。收回来一统计，哇，问题多多。比如公共设施问题，地产商违反售楼书承诺，把本来规划为社区综合商场的裙楼出租给外面的老板开酒店，招呼都不跟业主打一个；比如大堂问题，购房时地产商承诺大堂绝对“五星级”水准，那时的大堂确实跟五星级宾馆的大堂一样气派，业主都觉得骄傲。但入户不久大堂就被地产商蚕食了。大厦进入电梯的出入通道口更是只有65公分，仅容一人单行进出，根本不符合高层大厦出入口标准。上下班高峰数千居民排队“过关过闸”，极为不便。房产证问题更要命，因为景洲大厦的用地性质没解决，业主入户一年多还办不下证。那时很多北京大机关到深圳圈地，景洲大厦的地块就是北京某机关圈的，说是办培训基地，实际上地块一到手就转卖给地产商，自己赚钱走人。地产商用这个地块盖了商品房，用地性质就跟当初申报的不一样，不属于行政用地而属于商业用地，这就需要补交土地增值费才能办房产证。地产商不情愿交这笔钱，能拖则拖，把业主给拖住了。业主对房子不满意，没产权证又不能卖房走人。诸如此类的问题，业委会一共归纳了16个，形成书面文件提交地产商，希望解决这些问题。

　　首当其冲的是电梯问题。业委会要求按合同规定，换原装的三菱电梯。他们比较克制，最初只是建议对话、建议调查，但没结果，对方不理睬。业委会做了很多工作，终于感动了对方，地产公司的副总来了，物业公司的老总来了，彼此沟通好了，地产公司的副总答应换电梯，房产证也答应办，并在协议上签了字，盖了公章，十项承诺，几月几号前落实，态度谦恭，还恳求业主谅解。形势看来不错，邹家健以为可以收尾了。但过了一段时间没反应，别人提醒他说，地产商是不守信用的。邹家健不信，说不会吧，白纸黑字呢。就等，左等右等还是没结果。地产公司的部分职工也是景洲大厦业主，他们的利益跟邹家健是一致的，就私下给邹家健透露，你们那个协议没用，因为签字的只是副总，副总说了哪能算数？人家老总没同意呢。你想想，这电梯换下来只能卖废铁，好几十万全报销了。还要花更大一笔钱买原装的三菱电梯，这可是两头亏，人家肯定不答应。

　　业主终于忍无可忍。那时经常有人去深圳市政府门口游行、静坐、堵路；景洲大厦也有人要效法，说谈判不管用，咱们也找几个太婆去市府门口坐坐。但邹家健不答应。经验告诉他，激烈的对抗往往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理性维权之路固然坎坷曲折，但这是唯一出路。业委会就搞了个活动，叫法律进社区，请了三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分成三批，利用节假日到小区，给业主讲解合同法、民法两部法律，指导业主依法维权。景州大厦因此从未发生恶性群体事件。谈判走不通，就走法律程序，150个业主联名把地产商送上了法庭。如此规模的业主集体诉讼，堪称全国第一遭。

　　集体诉讼于2001年1月启动，4月15号判下来，地产商输了，不仅要把电梯全部更换为三菱电梯，还要赔钱，每个原告都给赔，房子大的赔十几万，房子小的赔四五万。国人维权，向来是利益驱动。诉讼之初，多数业主持观望态度；后来听说地产商赔钱，触动极大，不用动员自己都心动了，都闹上了法庭。这一下成了焦点新闻，媒体一披露，全深圳都轰动了。别的楼盘都有类似情况，别的楼盘的业主纷纷跟风把地产商告上法庭，且大多赢了官司。这一下地产商损失惨重，单单在景洲大厦，地产商就赔了将近1000万。他们不想执行，拖到年底还不动，于是强制执行，扣车、扣房、冻结账户，终于把钱落实下来了。

　　绝壁之战

　　这场诉讼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对深圳其他小区的业主有示范意义。如果其他小区的业主都这么依法维权，深圳地产商就头痛了。更让深圳地产商头痛的是，因为诉讼的胜利，景洲大厦业委会的威望迅速高涨，从而对地产商构成了持久威胁；在他们看来，只要景洲大厦业委会红旗不倒，他们的噩梦就不会结束；因此务必把这个“坏”榜样打下去。

　　2001年“五·一”节，中央领导要来深圳视察，策划者借机向警方上报了一份所谓“情况反映”，说邹氏密谋策划，要组织深圳业主在中央领导五一视察时上街静坐。警方一听紧张了，开着警车到邹家健所在公司调查。岂知邹家健根本不在深圳，而是很早就去了北京，给电视台做一个关于解放军仪仗兵的节目。警方扑了空，就打电话警告邹家健。邹家健很惊讶，说这是没影的事啊，我人还在北京呢。警方不信，说你马上用座机打过来我们验证验证。邹家健就用座机打过去，警方一看来电号码，这才信了。

　　一招不行，又来一招，地产商又于4月26日正式起诉邹家健名誉侵权，把他推上了法庭。邹家健是搞媒体出身，除了法律维权，当然也会在舆论上做点事，主要做了个网站，这是全国第一个社区维权网，把所有媒体的报道在网上贴出来。很多网友发言，骂地产商是流氓、骗子。地产商一口咬定那些帖子是邹家健发的，说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就这么起诉，并且索赔1000万。建国以来从没有向消费者个人索赔1000万的案子，因此轰动海内外。邹家健的同事开玩笑都说，邹家健，我不敢动你，你值1000万哦。

　　但这还不是针对邹家健的第一单官司。这一年，邹家健曾经一个月收了三单官司。第二单官司的起因，是有一个记者写了篇文章，标题大意是业委会主任无端遭传讯，开发公司法律室副主任报假案。客观、简略地说了一点第一单官司的经过，邹家健在网上转载了。那个法律室副主任便以此为由，也把邹家健推上了法庭。理由冠冕堂皇，说他的所谓“情况反映”是职务行为，单位领导要他这么干的，所以不该点他的名，向邹家健索赔8万。两单官司没结束呢，第三单官司又找上门来。过了大约一个月，邹家健收到一张传票，据说是景洲大厦的一个名叫岳波的业主，因为邹家健维权伤害了地产公司品牌，他的房子卖不出也租不出，造成个人损失，要邹家健每个月赔他3800元。

　　总共三单官司。第一单先是索赔1000万，后来改成索赔500万，案子拖了一两年，审来审去，拿不出过硬的证据。其实问题很明显，地产公司根本就是自相矛盾：4月26号起诉邹家健，原帖发布时间却是5月19号，他们起诉邹家健的时候侵权行为还没发生，事实不成立，诉讼空口无凭。但法院最后仍然判邹家健败诉，赔付5万。邹家健上诉，法院维持原判。邹家健不执行，法院强制执行。强制执行邹家健也不干，说你们抓我进去好了。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邹家健没打倒地产商，关键时刻地产商自己把自己打倒了。就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地产公司老总被双规，再后来被判刑八年，原因是巨额受贿。那家地产公司开发两个房地产项目，需用70多部电梯。某设备公司就许诺：如果改用该公司提供的东莞电梯，可以给他货款3%的提成。他便违背对业主的承诺，放弃三菱电梯，改用东莞电梯，从某设备公司收了4800万港币的黑钱，还收了很多别的黑钱。钱多了就去澳门豪赌，受贿180万，其中竟有150万用于还赌债，成了深圳的腐败典型。

　　地产公司老总进了铁窗，新班子改弦易辙，主动跟邹家健和解，索赔1000万的官司就这样了结。报假案的官司，一审也判邹家健败诉，说人家报假案确实只是履行职务，因此说他确实是侵犯名誉权，判邹家健赔5000块。这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网友惊呼：报假案不仅不受罚，还有5000大洋可拿，真是闻所未闻。最后闹到二审，深圳中院的法官都不好意思了，说侵权事实不存在啊，怎么能这样判呢？就当着邹家健的面给原告说，你跟老邹和解吧。原告一看中院的态度不一样，中院搞不定，就撤诉和解了。

　　第三单官司更搞笑：闹了半天，竟然原告的身份都成问题——是个假业主，因此原告根本不敢露面，开庭时躲着不到庭。后来调查得知，此人最初确实在景洲大厦买过房子，没拿到产权证就发现房子有问题，要退房，而且要地产商按房价赔10%。地产商一口应承下来，条件是他做托儿，以业主身份告邹家健。银行查过，他的房子早在2000年就交付地产商回购了，他却在2001年5月跑到法院以业主身份起诉邹家健，这时他已经不是业主，没有诉讼资格。这么一来，案件只好终止审理，原告撤诉。直到现在邹家健也没见到原告，他根本不敢出来对质。

　　无法回头

　　被迫接下的三单官司，结果都不算坏，但邹家健仍然代价惨重。

　　邹家健本来一直很顺，没多少历练，懂一点法律也只是粗通。一下子面对这么大的事，他当时头都晕了。电话恐吓也有，要他搬家，从景洲大厦滚出去；甚至把他家的门都砸掉。当然压力最大的还是官司。打官司就要请律师，而深圳的律师费很昂贵，一般按标的20%、30%收取。地产商告他的官司，即便按索赔500万算，律师费也是天文数字。而且官司一单接一单，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单，不知道事情什么时候能完，不知道究竟要付出多大代价。最可怕的是没人帮忙。很多业主因维权受益，每户几万十几万的赔偿，那时大家都称赞他、拥戴他。但等遇到危难，他往身后一看，嘿，突然发现身后没几个人影了——听说遭遇诉讼，业委会好几个委员都怕了、退出了：两个人说要调走，两个人说工作忙不能兼顾，还有一个是地产商选的，当然也跑了。邹家健几乎是只身面对一切。他有很多媒体朋友，也向他们呼吁过，但没有一家媒体敢站出来；他向政府反映，但没有一个部门回应。本来还有个后盾，就是所在单位，单位最初是支持他维权的，但这时也打退堂鼓了，叫他不要闹，赶快把这事平息了；不就输5万块钱吗？没事，单位给你出。你从财务拿5万块钱去赔，然后在报纸上、网上公开道歉，承认侵权。可邹家健不干，他觉得这样做太窝囊，就跟单位说：谢谢单位的好意，但单位要代替我出钱，单位是不是还要代替我检讨？登报上网认错是不是以单位名义？反正我自己不会这样做，因为我本来就没侵权嘛。他这么一问，单位不吭气儿了。那时他才真正体会到世态炎凉，感到好恐怖好无助，就像掉进一口黑咕隆咚而且是深不见底的井。心里那个急啊！就那么短短半个月，他的眼睛突然老化了，眼前的一切都是花的，看不清东西，现在也恢复不过来。去看医生，医生说他太紧张，要他放松一点，要不然会瞎掉；也就那半个月，他原来的一头黑发全变成白发。现在他看上去一头浓密的黑发，但那都是染的。

　　五年维权，不只是消耗精神。经济上，所有花销都是他一个人的。告地产商的电梯官司，诉讼费他出；1万块律师费也是他付。等到地产商告他，500万标的，上诉反诉都要交35000块，他实在交不起了。这时业主就自发捐钱，总共才捐了不足3万块钱，根本不够用。邹家健统计，他为官司总共贴了将近10万块钱。但最可怕的不是自己受罪，而是全家人跟着受罪。维权风险很高，家人怕安全出问题，明明买了房子不敢住，在外面租房子住，就邹家健一人住景洲大厦。他的孩子从升初中到升高中一直住外面，今年才搬回来，全家才团聚。采访中邹家健告诉记者，偶尔他也觉得寒心。单位同事就跟他讲，你想想值不值得为大家维权，索赔几百万，捐款才两万多，他们钱都舍不得出，你为他们维权傻不傻？邹家健说，他并不是思想境界高；他是没办法——尽管不想犯傻，但他必须活得有尊严，而尊严只能通过官司讨回来，所以只好硬撑下去。偶尔他也觉得累，也想见好就收。地产商跟他的官司达成和解时，他的房子正在掉价，从每平米7000多块掉到每平米3000多块。这时地产商就私下暗示，如果你对房子不满意，想换个地方，我们有人回购你的房子，可以按原价回购。这时他真有点动摇：要不要这么做？他知道很多维权者往往为私利维权，开始闹得很凶，最后却跟地产商达成妥协，从地产商那里拿笔钱就跑掉。那时他思想斗争很激烈，律师也支持他抽身，说你花了那么多钱，受了那么多苦，完全可以卖房走人，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谁也没权利责备你。但他又觉得做人不能不讲情义，毕竟已经把大家带上了维权之路，自己却悄悄拿钱走人，这样一来怎么跟捐钱的业主交代呢？无论怎么想他都认为自己是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既然如此，就只有不回头，只有一条路走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