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人人都会为目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及其前景描绘出一幅瑰丽的图画。如果我们忽视这些警告信号将会面临哪些潜在问题？

　　主持人：杰夫瑞·考尔文(Geoffrey Colvin) 《财富》杂志高级编辑

　　发言人：成思危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赫南多·迪索托(Hernando de Soto) 《资本的神秘：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取胜在别处失败》作者

　　彼得·彼得森（Pete G. Peterson） The Blackstone Group集团首席执行官/联合创办人

　　C·K·普拉哈德(C.K.Prahalad) 密歇根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教授

　　斯蒂芬·罗赫(Stephen Roach)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

　　主持人杰夫瑞·考尔文：我们这一轮讨论的问题是世界经济还存在哪些问题？我们邀请的发言人在这个领域有非常高的见解。首先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斯蒂芬·罗赫，他是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第二位是赫南多·迪索托，他是《资本的神秘：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取胜在别处失败》的作者。第三位是C·K·普拉哈德先生，他是密歇根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第四位是成思危先生，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请您先谈一下世界经济还有那些问题。

　　成思危：根据我的研究，在知识经济当中有三个特点，知识成本在经济服务和经济商品当中的成本越来越大，生产成本大概是每一个价格的20％左右，一个在中国生产的DVD机批发价是40美元，但是我们必须要付20多美元的批准许可证费用。还有在计算机方面，英特尔和微软公司也在此获利。我上个星期六才从美国回来，记得一个参议院的官员说，所有从中国来的船都是满的，所有去中国的船都是空的。这是正常的，我们出口的商品是必须用船来运输的，但是你们卖给我们的是金融、法律服务、软件等等，他们不用船运，而由飞机运，或者由它们的专业人士带到中国来。

　　成思危：在未来可能会有两类国家，一类可能是知识的创造者，他们创造知识并且出口知识，还有一类是进口知识的国家。当然我们不想仅仅是进口知识，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我们的创新能力和研究能力。我们非常重视教育，因为经济只能给我们带来近期的效益，而科技可以给我们带来长远的效益，教育则可以为我们带来更长远的利益。所以我担心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怎么样来缩短中国和其他国家在知识上的鸿沟。

　　主持人杰夫瑞·考尔文：实际上C·K·普拉哈德和赫南多·迪索托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你们是否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呢？

　　C·K·普拉哈德：因为我职业的原因，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是关于10亿人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没有讨论一个存在于50亿人当中的“不明显的鸿沟”，他们没有地位、没有发言权。社会的论坛和经济的论坛是分割。比如财富论坛是个好消息，但在北京和上海看可能只有500万人经历了这些好消息。而坏消息是生态的灾难、暴力、内战等等，50亿的世界人民都是要面对这些问题。同时我们所讨论的市场，和中国、印度、土耳其、南非的经济增长的潜力也都是存在于这50亿人当中的，我们不能把4亿手机只卖给富国和富人。所以这是我们所讨论问题的另外一面。

　　C·K·普拉哈德：更有趣的一个问题是，因为电视，人们有了获知权。如何缔造公众的这种舆论？一旦他们有这样的要求，这个鸿沟不是被缩小或者缩短了，而是扩大了。我们要给这一部分人发言权，否则的话就要暴力的出现。

　　很多穷人没有享有社会的充分权利，如果他们的权利不能完全保证，就会有危机出现。这个危机是可能的，而且冲突也是有可能的。同时我们也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特别是在中国，你们也讨论了这是一个机会还是一个危机的问题。

　　500万的穷人的影响是什么呢？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等一会儿我会详细说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个问题的话，就可能会出现危机，这个危机如同“火山”一样。

　　赫南多·迪索托：很多的人是生活在贫困当中的，包括中国，包括前苏联的国家。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让那些穷人尽快的赶上来。

　　主持人杰夫瑞·考尔文：斯蒂芬·罗赫你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您是怎么看的呢？

　　斯蒂芬·罗赫：我想列四个事实。比方说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差距可能占到了世界GDP的4％。第二个事实，美国现在处于一个最薄弱的就业复苏，以及前所未有的实际工资停滞的阶段当中，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和强大的国家，但它的状况却不是接近一种正常的状况。

　　斯蒂芬·罗赫：第三个事实是，美国的贸易赤字当中的26％都是以与中国的双边贸易赤字反映出来的。第四个事实，四个星期之前，美国的参议院以63对24票的差距通过了一个让人感到不安的措施，这个措施就是如果中国的人民币不升值的话，美国将向中国征收27.5％的关税，美国的政客如果不同意自由贸易的观点，他们就会限制自由贸易的发展。

　　斯蒂芬·罗赫：所以杰夫瑞·考尔文，对我来说，我最担忧的是世界上这些发达国家，比方说美国这样的国家。它代表世界上的富国，但是他们不相信“全球化”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政治是一种强有力的力量，有时候它会导致事情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们不能看到这一点的话，很多肮脏的黑幕都会重演。

　　主持人杰夫瑞·考尔文：成先生您马上就要离开，您还有什么观点呢？

　　成思危：我同意前两位先生的观点，如果穷人和富人的问题不加以解决的话，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我觉得财富第一个层次的人应当以效益为基础，我们应当鼓励那些聪明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鼓励他们先富起来。但是对于第二层次的人，政府应当采取一些措施，帮助这些人富起来，并且建立全面、均衡、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这个体制不仅仅应当覆盖城镇的工人，农村的工人，更应当覆盖到全国。这样的话就会解决普遍性和非普遍性的问题。

　　成思危：第三个层次是富人对于社会的责任，我觉得富人应当有责任帮助穷人改变生活条件，包括医疗、受教育等等。必须通过这三个层次的财富分配，我们才可以建立起一个和谐的财富社会。

　　据我了解有80％的财富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上的，而这些人只占15％，所以这些富国应当帮助穷国，使得国际环境有进一步的改善。虽然各国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价值观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点都是共通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希望能够促进人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只有通过这种沟通和交流，我们才能建立起相互的理解和共同的信任，来促进我们的发展，我们也会竭尽全力和其他国家一起发展。我们还会建立一个安全、美丽、舒适的环境，并且能够给我们的人民带来更多的财富、平等和友爱。谢谢！

　　主持人杰夫瑞·考尔文：谢谢成副委员长。迄今为止，他是在大会上宣扬友爱最多的一个人。C·K·普拉哈德，您可以发言了。

　　C·K·普拉哈德：在10至15年之前，我可以很容易地说：“告诉我你是哪个国家的，我就知道你是贫还是富”。但现在不是这样了。我觉得并不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才有穷人，在美国有四千五百万人是没有存款的。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就要加以解决。

　　C·K·普拉哈德：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这里寻求的解决方案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失败。我们宣扬的是要提供更多的帮助，并不是钱的多少，而是钱的来源。因为不同的来源提供同样100美元的资助是不一样的。这种所谓聪明的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一些私营部门的投资基础，是要有比较可靠的、能够提供就业机会的可能性。我想指出的是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让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有越来越多的融合。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如果把相互看作是对手而不是合作者，我们就不能解决这个分歧，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提供慈善资助，而是进一步的建立平等，因此我同意赫南多·迪索托讲的。对我来说平等有四个方面的意义。

　　C·K·普拉哈德：第一、包容。每个人都应当有机会参与到市场当中。第二、每个人是否能够同工同酬。第三、创造性。你不可能以华盛顿的方式来解决50亿人面临的问题。第四、如何确保这些人的产权和所有权。我想应当确保他们的所有权得到保证，这四点都是对我们的考验，我们可以通过这四点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行检验。

　　斯蒂芬·罗赫：你们说的是朝着哪个方向发展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讨论的是哪些可以起作用，哪些不能起作用。像这样的会议可以让我们有一些全球的标准，比如安全、工作、价值观等等。但是我们确实可以使事情有所不同，我们作为商界的领导人有这方面的义务，这也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

　　斯蒂芬·罗赫：你们说的是朝着哪个方向发展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讨论的是哪些可以起作用，哪些不能起作用。像这样的会议可以让我们有一些全球的标准，比如安全、工作、价值观等等。但是我们确实可以使事情有所不同，我们作为商界的领导人有这方面的义务，这也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

　　主持人杰夫瑞·考尔文：你们觉得这些威胁是否能够引发其他的事情？

　　赫南多·迪索托：让我觉得可怕的是，有很多穷人是被排除在外的，总的来讲繁荣越来越多，但是还不够。现在讲市场经济的越来越多了，但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呢？就如同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说的，如果这个经济可以积累资本就是市场经济。交易的经济是指全球的经济。全世界60亿人当中只有20亿人是有产权的，剩下的40亿人是没有产权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现实。

　　赫南多·迪索托：我们还需要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来自什么样的公司。我能够告诉你们的是，第三世界的数字表明，世界上只有20％的人才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比如在北大西洋有10亿人是西方世界的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和他们交流，但是我们的人数不会超过这20％，我们再看看世界上其他的冲突，比方说塞浦路斯问题等等。这些冲突必须通过法治来解决，但是法治没有取得很大的进步。

　　赫南多·迪索托：你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到你的日程当中。我有一次见到了格林斯潘先生，我跟他说，你是否可以讲讲怎么样才能知道向市场做多大的投资呢？他说，你只要看到这个市场有多大就可以了。我说，那么这个数据如何得到呢？他说，你可以看看资产的情况，看看卖了多少沙发，看看去银行的人，他们得到一些担保之后再把他们人员的数量减去，这样就知道他们的财产有多少了。

　　你们能说世界上60亿人都是兄弟姐妹吗？不可能。所以你要想了解这些人，就要了解他们的资产和债务等等。这样一些基本的东西都是世界上40亿人没有的，如果他们没有的话，就不能有“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有很多的机制，但是西方人把这个当做理所当然的。

　　主持人杰夫瑞·考尔文：斯蒂芬·罗赫，你刚才讲到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你是怎么看的呢？

　　斯蒂芬·罗赫：在这之前我要问一下赫南多·迪索托汇率的问题。

　　赫南多·迪索托：发达国家把经济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可交易的，另一个是不可交易的。很多人都在拼命讨论可交易的部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知道在发达国家当中有一些所谓的不可交易的服务领域，这些主要是由白领工人所占据的位置，他们促进了信息经济的发展，也防止了外部竞争，现在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商品的价格越来越低，那么在国际贸易当中就会有一种比较优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因特网络把不可交易的东西变成可交易了。而且越来越多电脑程序设计的工作，还有法律、金融、咨询等工作都是随之出现的。这样的话，发达国家大部分的劳动力都不再感到安全了，他们让发达国家的政治家改变政策，这就会导致问题。

　　经济发展和繁荣已经被挑战了，那么政治家也在不断地争论在错误的时候做的错误的事情，这就是我的一个主要担忧。

　　主持人杰夫瑞·考尔文：还有个问题是，美国的经济体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是他的储蓄率等如此之低，这是否会导致经济的崩溃，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否也会受到影响？

　　斯蒂芬·罗赫：美国消费对于GDP的贡献去年是71％，这没有收入的增加，而是由低的利率来支撑的，他们希望通过银行刷卡向银行贷款，这就是我所认为的问题。

　　提问：我看到一些事实，这些问题会给世界经济带来非常大的危害。C·K·普拉哈德先生谈到的暴力，我想一种特别的暴力就是“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会对世界造成非常大的威胁，“恐怖主义”可以在城市里，也可以在海上，在交通方面也有“恐怖主义”的活动。所以我认为，基地组织能够决定如何对世界贸易产生巨大的破坏，他们可以相对容易地做到这一点。比如说，30％的世界贸易要通过马六甲海峡，基本上中国和日本的石油进口都需要经过这里，恐怖分子可以很容易阻碍马六甲海峡的交通。

　　主持人杰夫瑞·考尔文：你提的个问题非常重要。

　　C·K·普拉哈德：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城市里的暴力活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如果我们忽略这些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你刚才提到的马六甲海峡，去年有多少暴力行动在这个地方发生。

　　主持人杰夫瑞·考尔文：这些都是和机制有关的。

　　赫南多·迪索托：如果要阻止“恐怖主义”，就要防止萌芽的滋生。如果当时在9·11发生的前几天检查他们的产权登记，就会避免这样的问题。

　　主持人杰夫瑞·考尔文：这一轮的话题就此结束，谢谢大家！